李永毅《“野蛮人”概念在欧洲的演变：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
人类历史上，野蛮与文明一直是强势民族用以描绘世界图景的基本词汇。建立这样一种话语修辞结构，既可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意识，也可以为武力征服或文化输出提供理论依据。即使在赞美“野蛮人”的美德时，“文明人”其实也只是在表达一种怀旧情绪，把这些美德想象为已被抛弃的祖先遗产和可以疗救时代病症的药方。
欧洲的“野蛮人”（古希腊语barbaros，拉丁语barbarus）概念无疑也具备这些共性，但它的演变尤其复杂，其主导性因素有时是文化，有时是政治，有时是宗教，但最核心的、从未消失的因素则是种族和民族。以文明自命的意识始于古希腊，它经过古罗马国家和天主教教廷的培育，发展为一种强大的欧洲中心观念（Eurocentrism），即使在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低潮时，这种信心也从未动摇过。追溯“野蛮人”概念的演变，为理解欧洲人的世界意识提供了一把钥匙。
古希腊人发明的barbaros一词最初仅仅指外族人或外国人，它是一个拟声词，模仿含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音，早在荷马的《伊利亚特》（2.867）中就出现过barbarophonos（词根phon就是“声音”的意思）的形式。但在古希腊语中，言语和理性（逻格斯）恰好是同一个词——logos。所以，在潜意识的排外心理作用下，原本用以表示语言差异的中性词逐渐变成了表示文化等级的贬义词：口齿不清的人必然思维不清，缺乏文明人的理性，或者说与动物相似。
在古希腊人看来，与野蛮人相对的文明人就是他们自己。文明人的主要标志包括：有城邦形式的政体；懂希腊语；会欣赏（希腊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按照这样的标准，以希腊文化为规范，几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亚洲民族都被定义为蛮族。事实上，在古希腊作品中，异族人几乎总是以傻子、奴隶和贪婪者的形象出现的。由于波希战争的宿怨，希腊人的仇外情绪尤其聚焦在波斯人身上。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安德洛玛刻》（Androm.173ff）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XV．P.735）都散布了波斯祭司与母亲乱伦的说法。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超越这样的狭隘心理，例如希罗多德就深知埃及人和波斯人的文明成就，一些斯多葛主义和犬儒主义哲学家也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认为各种文化之间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为古希腊社会的民族偏见提供了一段著名的“理性”论证。他提出，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希腊之外的居民总是缺乏成为好公民（也就是文明人）的某些因素。住在寒冷地带的欧洲人野性难驯，无法聚合为城邦；与此相反，亚洲人生活的地域过于炎热，居民怯懦恭顺，只适合专制统治。只有温和气候下的希腊人兼具亚洲人的智力和欧洲人的血气，能够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Polictics 1327b25-30）。按照这样的逻辑，只有希腊人是“天然”的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合理”的野蛮人。后来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完全认同上述立场，他说：“全体希腊人和外族人、野蛮人的战争是永恒的，因为决定他们是敌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变化的因素”（Ab Urbe Condita XXI.29.15-16）。
但这种基于民族立场的反蛮族意识在实践中遇到了挑战。即使一些从整体上鄙视蛮族的希腊人也发现，异族中的某些个体文明程度完全不逊于自己。对这类人的称赞一般是，虽然他们出身蛮族，在习俗、文化和宗教方面却“纯然是希腊的”。随着希腊人地理知识的扩展和“世界”（oikoumene）图景的成型，“野蛮人”概念中的民族意味日益淡化，文化意味日益增强。将文明人定位于文化的代表是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他在《雅典颂辞》中宣称：“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城市已经把人类的其他部分远远抛在后面，她的学生都已成为其他民族的老师。她让希腊从民族之名变成了智慧之名，那些与我们血统不同却亲近我们文化的人都应当称为希腊人。”
亚历山大的远征正是以这种文化蛮族观为背景的。如果希腊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巅峰，如果异族的野蛮并非天性，可以通过文化的熏染变成文明，那么自然的推论就是，希腊应当担负起教化全世界的重任，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到天涯海角。亚历山大灭掉波斯，报了数百年之仇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推进，在所到之处按照希腊样式建造城市，表明他的确以传播希腊文化作为武力征服的终极目标。在同时代的希腊人甚至许多异族人眼里，文明化就是希腊化。
最早使用希腊语barbaros对应的拉丁语形式的是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他的作品中出现过barbarus、barbaria、barbaries等说法。由于他的戏剧都是以希腊为范本，甚至直接从希腊作品改编，这些表示“野蛮人”的词指的恰好是罗马人——希腊人眼中的未开化者。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前期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罗马人逐渐将“野蛮人”的称谓转移到其他民族身上，并以人类的文明中心自命。
在边境与罗马发生过冲突的许多民族，尤其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都被称为野蛮人。最初让罗马人感受到强烈威胁的是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高卢人（凯尔特人的一支）。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人与高卢人发生过多次战争。公元前1世纪，恺撒在今法国境内彻底击溃了这个对手。这一时期的罗马钱币和花瓶上描绘的高卢人总是身躯庞大，披头散发，衣服和武器都奇形怪状。当时的记述也称，他们是嗜血成性、以人牲献祭的民族。为了对抗高卢人，罗马人发明了“避邪仪式”，就是处于危急关头时在广场上将高卢人和其他异族人活埋。但当高卢人不再有对抗的实力，并且大量融入罗马社会时，他们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恺撒和西塞罗都说高卢人与罗马人有同宗关系。在恺撒看来，高卢人终归可以同化，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由于与蛮族的冲突旷日持久，罗马人的文化自负感和对蛮族的鄙夷情绪比希腊人更为强烈，他们也比希腊人更爱用道德的语汇来描绘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峙。西塞罗就说，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不在语言，而在风俗和道德（De Re Publica1.37）。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前期，“野蛮人”的概念第一次和政治、历史、地理、军事融合到一起，形成一种系统的“罗马意识”（Romanitas）。
集中体现古罗马人天命观的作品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位罗马第一诗人将皇帝屋大维的血统追溯到了特洛伊王室，从而让罗马的族谱和希腊的神谱接续起来。诗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罗马统治世界乃是神的谕旨：“罗马人，记住，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确立和平的秩序，／宽宥温驯之民，用战争降伏桀骜者”（Aeneid 6.851-53）。这意味着无论文治还是武功，罗马征服异族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神圣的道义使命，将整个世界纳入文明的秩序。《埃涅阿斯纪》就是罗马民族的圣经，它勾勒了一幅救赎的宇宙图景，只是它并非犹太民族的自我救赎，也非后来基督教教义中上帝对人的救赎，而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救赎。
公元2世纪末期的阿里斯提底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罗马不只是一个政治或地理存在，它就是文明本身，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世界，罗马人是所有民族融合成的一个新民族，它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正因如此，在罗马人的词汇里，罗马国家管辖的范围就是“世界”（拉丁语orbis terrarum或者借用希腊语oikoumene）。罗马人相信，“一切有智性的人在神圣理性的指引下形成统一的社会，这就是宇宙的意图。”
在罗马控制的文明区域之外，则是与之形成对立的野蛮国度（Barbaria）。蛮族的特点是野性（saevitia）和残暴（crudelitas），他们的世界是荒凉凄惨的。莱茵河和多瑙河不仅是罗马和北方蛮族的地理边界，也是道德边界。两个世界最直观的呈现是古罗马的竞技场。竞技场的中央代表着异族人、罪犯、奴隶和荒野所组成的无序的野蛮世界，环形的观众席则代表着罗马公民的文明世界，它拥有着完备的法律制度、宗教体系、道德规范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水准。这样的意识形态或许空洞，但历史证明却极其有效。罗马人深信他们的格言：“来自外部的恐惧是内部团结最牢固的链条”（Externus timor，maximum concordiae vinculum）。
跳出希腊—罗马的地中海世界观，所谓的蛮族根本不具备某种统一性，无论人种、语言、风俗、文化、政治，彼此之间都有极大的差异。仅在罗马帝国边境或者边界之外生活的民族至少就以数百计，除开部族众多的日耳曼人，比较重要的有东边的波斯人（文明高度发达）、西边的爱尔兰人、南边的埃塞俄比亚人（黑皮肤非洲人的统称）和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这些民族共同构成了一个永不改变的野蛮边界，他们无休止的凶暴、奸诈和混乱反衬出法制社会的美德，他们的存在证明罗马的强力统治是合理的，否则黑暗将迅速吞没文明之光。
“罗马意识”的形成不仅靠政治，更靠教育。西塞罗等人的教育理论让“文明＝罗马”的公式深入到每一位公民内心。西塞罗认为，“野蛮人”（homo barbarus）的对立面是“文明人”（homo humanus），而“文明”（humanus）其实就是“罗马”（Romanus）的同义词，它意味着像罗马公民那样熟悉希腊的文学艺术和罗马的政治法律。罗马公民的政治自豪感和他们的文化自豪感是融为一体的。
罗马何以在众多民族中脱颖而出，成为文明的化身？维特鲁维乌斯的解释和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他说，这是因为意大利位于世界的中心，天意让亚平宁半岛的民族兼具北方民族的坚忍和南方民族的机敏，宜于统治世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这种带有种族偏见的论调尚未发展到种族主义的程度，后者是建立在人种学谬论基础上的。罗马人并不认为蛮族的特征是由内在的生理基础决定的，地理环境毕竟可以通过迁徙而改变。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例，在非洲陷入动乱前，他们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罗马人用气候来解释他们的肤色，并无任何歧视，甚至对他们的宗教、哲学和科学还多有称赞。
早在公元1世纪，教会领导人保罗就打破了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沿袭而来的犹太人／外邦人的区分，将接受核心教义视为教徒的根本标志，从而将基督教从犹太教的激进分支发展为带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倾向的新宗教。强调精神和道德统一的天主教理应对罗马人原有的以民族观念为基础的文明／野蛮之分造成冲击，然而历史的实际演化却令人惊讶。
改信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和继任的诸位罗马皇帝并未奉行世界主义的政策，反而将天主教纳入了罗马意识的体系之内，成为罗马帝国的信仰。在成为国教之前被罗马异教徒攻击为野蛮迷信的天主教，摇身变成了罗马文明的另一个标志。罗马统治世界的传统天命和上帝通过罗马之剑传播福音的新天命融为一体，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等教会人士深信，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联盟将为双方都带来胜利。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罗马公民也认为，宗教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罗马和蛮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和道德鸿沟，即使天主教都无法跨越。普鲁登修斯甚至宣称：“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就像人和动物的区别，会说话的人和哑巴的区别，遵奉上帝教诲的人和盲从无知迷信的人的区别”（Contra Orationem Symmachi 2.816-819）。因此，天主教的世界主义理想在政治现实中日益狭隘，最终与罗马的民族中心论基本重合，野蛮／文明之间的道德边界没有拆除。
虽然蛮族不可教化，奥古斯丁等人仍然相信，上帝的大能偶尔会在“野蛮人”身上造出奇迹。西哥特军队没有破坏教堂和圣产，令他既惊且喜，相信在圣灵感召下，凶残愚顽如蛮族者，也可能表现出与其本性不相符的虔诚和仁慈（De Civitate Dei 1.1）。于此，一些罗马人看到了通过宗教改造蛮族的一丝希望。奥罗修提出，接受天主教为野蛮人走向文明化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如果野蛮人和罗马人能忠于这种共同的信仰，两种文化的冲突就可最终解决，而这样的前景与上帝拯救全人类的计划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国力的衰落，蛮族对罗马人施加的现实压力日益增大，罗马人的恐惧和憎恶情绪导致蛮族形象出现了妖魔化的倾向。公元4世纪开始，在动荡的北非和西亚地区，罗马人开始把黑肤色视为邪恶的象征。在天主教圣徒传中，黑色总是和罪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撒旦也被普遍想象为一位凶恶恐怖的黑人，这也最终成为魔鬼的标准形象。此时，北方边境的冲突更为激烈，一波接一波的游牧部落向帝国发起了冲击。战争越来越频繁残酷，罗马也不再占据军事上的优势。这一时期官方的战争图像刻意突出了蛮族非人的兽类特征，把战败的野蛮人描绘成人首蛇身之类的怪物。而在更早的图拉真和奥勒留时期的功勋柱上，罗马人却没有明显贬损“野蛮人”的迹象。
在罗马帝国内部，一个新敌人也被创造出来了：犹太人。特土良在3世纪初就宣称，天主教徒不是罗马世界的国中国，他们反而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罗马人。犹太人才是国中国，而且是邪恶的。从奥古斯丁时代开始，在整个4世纪和5世纪，天主教的反犹呼声日益高涨。旧的三分结构“异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变成了新的三分结构“犹太人、异教徒、异端分子”，基督徒已经融入罗马国家的正统，新的三类群体都是纯正信仰的敌人。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罗马形成了天主教信仰、罗马民族和帝国政治三位一体的“文明世界”概念，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的都是“野蛮人”。
在西罗马帝国最后一百年里，政权岌岌可危，文明／野蛮的天平已经倾向“野蛮人”一方。争权夺利的罗马贵族总是更关心政治对手，而不是异族敌人，在皇位争夺战中，来自蛮族的将领和士兵往往成了他们的同盟。在边境地区，处于守势的罗马帝国无法击退蛮族，只好用定居地来贿赂他们，换取和平。公元382年，第一个允许蛮族在帝国境内聚族而居的协议达成，此后便成为通例。到了450年左右，西罗马境内已经形成许多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的自治区。在这样的形势下，怀柔政策明显占据上风。特米斯丢呼吁政府关心蛮族的生活。他说：“用武力征服蛮族，如果不继之以仁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蛮族地位的提高不仅因为其政治影响力，也因为与此时的罗马政权相比，他们的文明程度有后来居上之势。5世纪中叶，马赛的一位神父写道，人们“在蛮族中寻求罗马的仁慈，因为他们已无法忍受罗马人野蛮的残酷”。根据普罗柯比和阿加提阿斯的记述，工匠和“基督教的哲学家”都抛弃了罗马，远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地——波斯。普里斯库斯也记载了一位罗马人背叛罗马、投奔匈奴王阿提拉的故事。历史的悖论浮现出来：罗马社会在普遍的道德败坏和精神空虚中沉沦，失去了基督教文明的特征，变得比所谓的蛮族更野蛮了。所以，人们宁可在“奴役的表象下做自由人”，也不愿在“自由的表象下被奴役”。
这一时期的蛮族获得了道义上的自信，开始反客为主，以罗马正统自居。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在给高卢臣民的诏书中，敦促他们“遵守罗马风俗”，摒弃“蛮族的残酷”，披上“道义的托加袍”，享受“源远流长的自由”。他还声称，“信靠法律是人类生活的安慰，是弱者的盾，强者的轭”。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在欧洲西部建立了许多王国。罗马意识（Romanitas）的国家基础已不复存在，民族基础也因为各族杂居而消失，罗马人／野蛮人的界限日益模糊，“野蛮人”的概念在公元5到7世纪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6世纪的法兰克史家格列高利极少用“野蛮人”（barbarus）这个词，更未用于法兰克人。在他的书中，barbarus与pagan（异教徒）是同义词，表明这个词逐渐获得了宗教意义。
在中世纪前期，由于世俗政权的削弱，天主教教廷的影响力大幅提高，宗教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的中心。“野蛮人”变成了天主教徒的对立面，与是否出身传统意义上的蛮族无关，此时的“蛮族”主要由异教徒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组成，以前附着于野蛮人身上的道德属性——诸如凶暴、狡诈、残忍——也成为新群体的标签。barbarus一词的贬义逐渐淡化，甚至在叙述本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历史时，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在许多中世纪文献中，barbarus就是基督徒（Christianus）的反义词。只有在语言和文学领域，barbarus仍保留了与罗马或拉丁语相对立的意思，比如指拉丁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或者拉丁语中不规范的用法（barbarismus、barbarolexis之类）。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oikoumene）图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是罗马的文明世界被蛮族包围，而是一个基督教的地上天国被野蛮的异教徒包围。
8到9世纪的时候，“罗马人”（Romani）、“罗马共和国”（respublicaRomana）等词语已经用来指接受天主教权威的人。这种比喻用法有利于教廷引述罗马帝国的传统，作为宗教战争的依据。教皇艾德里安一世就曾写信给查理曼大帝，希望他征服所有的野蛮民族和上帝的一切敌人。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样体现了以教会名义重拾罗马荣光的愿望。
中世纪中期，异教徒对欧洲的进攻趋于缓和，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也发展起来。到了11世纪，欧洲外部相对安全，内部的异教徒也基本消失，“野蛮人”一词似乎暂时失去了针对性，但欧洲各地文明程度的欠均衡状态为它找到了新的使用空间。欧洲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开始用“野蛮人”（barbarus）的称谓彼此贬低。既然他们都信奉基督教，在这种主导权争夺战中，barbarus在中世纪前期获得的宗教意味就减弱了，主要表达的是部分欧洲人相对于某些落后地区的优越感。在1095年煽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著名演说中，教皇乌尔班二世就曾把新近皈依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形容为“野蛮”。下任教皇帕斯查尔二世在勉励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信中也说，他被派到英国就是“置身蛮族之中”（positus inter barbaros）。
到了中世纪后期，“野蛮人”的宗教意味近于消失，几乎完全恢复了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之前的用法，形容在文化、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落后。随着古典文化的复苏，欧洲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从心智的角度来定义“野蛮人”：思维幼稚，缺乏逻辑，易受迷惑，不服从法律和理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罗杰·培根等著名人物都持这样的观点。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从13世纪开始重新对欧洲构成威胁的亚洲游牧民族为“野蛮人”提供了最合适的画像。
最被欧洲人仇视的也是对欧洲冲击最大的蒙古族，遭到了欧洲人结合传说和圣经进行的系统的妖魔化。据称，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曾下令在里海之滨建造了一扇巨大的门，以把可怕的戈格族（Gog）和马戈格族（Magog）挡在欧洲人的文明世界之外。公元395年匈奴侵入欧洲造成的巨大恐慌，让这个说法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流传。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再次唤醒了欧洲人的噩梦。学者们称，蒙古人的名字（Magogoli或者Mogoli）就是从Gog和Magog演化来的。欧洲人更进一步说，根据圣经《启示录》，这些游牧部落的到来预示着世界末日。13世纪的英国史学家马修·帕里斯是如此形容蒙古人的：“他们有着可怕的身体、狰狞的面容、狂暴的眼神、猛禽般的臂膀和滴血的牙齿，他们的喉咙随时准备啖人肉、饮人血”。
相比之下，虽然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一时期多次交战，欧洲人却并不把穆斯林称为野蛮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意识到阿拉伯文明的先进，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不是异教，而是一神教内部的一种可憎的异端。即使偶尔用“野蛮人”形容穆斯林，其含义一般也只是“非基督徒”。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并洗劫君士坦丁堡，惊愕的欧洲人才开始用具有传统含义的“野蛮人”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强调它的狂暴与凶残威胁到了整个欧洲的生存。
在欧洲内部，犹太人成为与穆斯林地位相当的敌人。在天主教徒看来，犹太人在基督教文明内部建立了一个危险的国中国。因此整个中世纪，欧洲都弥漫着浓重的反犹情绪，并伴随着多轮宗教迫害和大屠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在教皇乌尔班二世怂恿下，欧洲许多城市都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天主教徒的逻辑是：既然我们中间都还生活着上帝最危险的敌人，怎么能立刻动身去东方拯救圣地？因此，除掉犹太人是发动圣战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也被归为“野蛮人”。
罗马传统的赞颂者相信，意大利之所以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沦入蛮族之手，并迅速建立了以罗马为中心的神权体系，应当归功于罗马千年文明的遗泽。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之所以在文化、习俗、政治方面都显出野蛮的痕迹，是因为长期遭受匈奴、阿瓦尔和马札尔等落后民族占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把人文主义当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和他们崇拜的古罗马作家一样，他们也用文明／野蛮的对立来张扬自己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但丁在给伦巴第人的一封信中，鼓动他们抛下“习得的蛮俗”（coadductam barbariem），回归与他们的特洛伊和拉丁血统相称的文明。
欧的学者对罗马传统却不以为然，他们转而欣赏自己的蛮族血统。他们觉得，祖先在文学上的逊色不足以遮蔽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美德。日耳曼族的人文主义者雷纳努斯就以自己的祖先征服了罗马为荣。他说，“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荷兰著名的古典学者伊拉斯谟声称，意大利贵族其实是蛮族后裔，“一些学者深信，意大利人的英雄气概源于哥特人和其他蛮族，那些孱弱矮小的当地居民反而是罗马人的子孙”。这些学者虽然也钦佩古典时代和意大利的文学成就，但他们更认同自己祖先雄健阳刚的魄力，甚至好战尚武、心思单纯的特点都成了仰慕的理由。
与此同时，欧洲的人文主义者普遍加入了反穆斯林的合唱。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天主教教廷主要是用宗教意识形态煽动反伊斯兰教的情绪；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则着力恢复古代“文明／野蛮”的二元修辞。他们一方面沿袭了教会的偏见，将穆斯林对手描绘成魔鬼的工具，一方面也从土耳其人游牧的生活方式论证他们的野蛮出自天性，不可信任。
在如何对待土耳其“野蛮人”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圣战，认为土耳其人是残暴的野蛮人，一心只想喝基督徒的血；另一派则反对圣战，竭力将土耳其纳入西方的文化传统。双方都以貌似学术的态度讨论土耳其人的血统——因为前现代的人普遍相信，血统即天命，会在种族的性格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方面的文献从14世纪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以1453年为界，此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土耳其人（Turci）是特洛伊人（Teucri或者Troiani）的后代，从而与欧洲人有亲缘关系。但在土耳其灭掉东罗马帝国之后，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使得欧洲人不愿接受这样的说法。15世纪的新理论认为，土耳其人绝非源于特洛伊人，而是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提到的斯基泰人的后代，是地道的蛮族。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展并未遏止对犹太人的妖魔化。事实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从未停止过。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是狂热的反犹分子，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也在《威尼斯商人》表达了强烈的排犹情绪。无论外部敌人如何变化，犹太人始终被看成欧洲内部的“野蛮人”。
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完成了政治和经济的现代转型。欧洲文明成为世界的强势文明，在拓展市场和抢占殖民地的过程中，其他民族都被划入“野蛮人”范围。欧洲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冲破了“野蛮人”的封锁，反守为攻，如释重负。18世纪的英国史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欣慰地宣布，依靠技术和物质上的优势，欧洲终于不再受蛮族噩梦的困扰，西方文明终于不再如履薄冰。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全面领先让欧洲获得了空前的自信。“野蛮人”概念从此成为推动“文明世界”向外拓展的利器。
总体来说，欧洲现代史上的“野蛮人”概念是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启蒙传统和殖民传统的结合。就罗马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没有欧洲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就基督教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异教徒；就启蒙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就殖民传统而言，“野蛮人”意味着没有白人的血统。
两千多年间，“野蛮人”概念的主导因素从古希腊的文化变成古罗马的政治，再从古罗马的政治变成中世纪的宗教，再从中世纪的宗教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最后变成现代史上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种族）四位一体。但无论如何演化，其不变的内核仍是民族中心论（ethnocentrism）。这一点在欧洲文明国家内部的争斗中显得尤为明显。纳粹德国建立的血的宗教（religion of blood）归根结底就是民族／种族的宗教，而二战结束后一位法国史家借古讽今的评论也颇能表明法国憎恶德国的立场：“日尔曼人居住的是一片可怕的土地，他们个性懒惰，不愿耕作。他们宁可选择战争，也不愿有效率地工作，所以‘在饥饿驱使下’，他们总是侵略邻国。这么多世纪过去了，无论是希腊的影响还是罗马的熏陶，都没让他们步入文明”。
从“野蛮人”概念在欧洲的演变可以看出，民族中心论是一种极具弹性和适应性、同时又极度顽固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模式。它一旦扎根，就可以根据本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吸收一切精神资源，为自己的成长提供“营养”，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让深受其控制的人相信，一切维护这种中心的话语都是合乎理性、甚至合乎天性的。反过来，构成其对立面的民族无论如何演化，都难以摆脱这种话语强加其上的野蛮标签。例如，19世纪德国的犹太人曾以为主动融入现代化进程就可改变自身的地位，却遭到了德国社会主流两种看似彼此矛盾的两套说辞的攻击。叔本华和瓦格纳等非理性主义者指责犹太人代表了可憎的工具理性，传统的启蒙信仰者却贬斥犹太信仰没有理性的根基，注定无法融入德意志民族。两种论调的共同结论是，犹太代表了历史的落后一面。不仅如此，民族中心论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的信仰，它会自动过滤一切不利于维系这种人工神话的现实。例如中世纪时，无论是阿拉伯统治下的亚洲，还是摩尔人控制的西班牙，都体现了宗教宽容的精神，与天主教廷的异端迫害形成鲜明对照，阿拉伯帝国的经济、文化、学术更是欣欣向荣，这些成就却丝毫没能动摇欧洲人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