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 垂死病中惊坐起，发现这本未摘毕。

意大利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也许是这个地方天气非常燥热，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震非常频繁，总之这个民族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民族，一个激情澎湃的民族，一个充满了各种欲望、永不休止地战斗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基督教所要求的那种静穆的谦卑的内省的性格非常不同。虽然基督教在这里有相当强的势力，但远不如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深入人心，基督教对意大利的统治，相对其他地方较为薄弱。意大利人是罗马人的后裔，希腊、罗马的文化在这里没有断线。这个民族的封建势力的统治相对欧洲其他地方也是比较薄弱的。十二三世纪，在德国、英国、法国都已经形成相当强固的封建政权的时候，意大利这个地方还是分裂成很多小的公国。小的公国之间战争不断，不仅小的国家之间有战争，家族之间的仇杀也是很频繁的。ト伽丘在《但丁传》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两个大的家族相互仇杀了很长时间，终于愿意和解了。于是双方坐在一张长条桌子的两边，准备喝酒庆祝和解。就在这个时候，很偶然地，有一个人要站起来去上厕所，不小心碰了一下腰里悬挂的剑，桌对面几乎所有的人马上拔出了剑，不超过五秒钟，这边的所有的人也拔出了剑，于是一场厮杀重新开始，又是尸骨遍地，血流成河。在厮杀之后，人们搞不清楚这场厮杀发生的原因，也不乐于去追究这个原因。ト伽丘这段描写有一些艺术的夸张，但它的的确确、活灵活现地向我们揭示了意大利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民族。

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正在悄悄地孕育着一个可以同上帝互换的新的“上帝”，这个“上帝”就叫做金钱。其结果势必刺激着人们去追求金钱，去追求利润。这样一种由经济活动支配所产生的欲望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上有所表现。于是人们就去寻找，寻找与这种经济状态和心态相适应的文化。在哪儿找到了呢？在古希腊的文明当中。当他们看到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罗马的雕像，譬如维纳斯、阿喀斯、太阳神、月神时会怎么想呢？与中世纪基督教所提倡的那种单调的苦涩的、灰暗的生活对比，他们惊奇地发现古代原来是这样一个灿烂的美好的世界，原来古代人的生活远比现在要愉快、活泼得多。当他们阅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作品，阅读托勒密的作品，阅读当时的一些科学发现的记载，又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特别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一些研究希腊的学者，流转到意大利这个地方，在意大利年轻人当中兴起了学习拉丁文、学习修辞学的热潮。当时在讲授拉丁文的课堂上，青年们激情洋溢。在他们中间流行着一个口号“去！我们去把死人唤醒！”他们想把地底下的幽灵唤醒，用它们来改造自己的生活。
当然，古希腊文化无论多么生动、多彩多姿，终究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它不可能完全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也不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人们高举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的同时，他们就在创造自己时代的新的文明。

泰纳的《艺术哲学》中有这样一段对文艺复兴的概括：感官的诱惑太强，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至少先编好一个肉感又强又有变化的故事；一有机会，平时积聚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由责任和法律筑成的堤岸全部冲倒。但是他又同时指出：“当我们更仔细地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恋爱道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一个鲜明的对比而吃惊。小说家们和喜剧诗人们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享受……但是，如果我们转向那些最好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我们在他们作品中又看到了另一种最高贵的深挚纯洁的感情，它最后和最高的表现是人原来与神合一这样一个古代信念的复活。两种感情都是真实的，并且能够并存于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两种文化的交织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特征。

彼特拉克：“不要，不要这样注视着我，我在你的眼光里一千次地死亡，一千次地再生。”

既害怕又充满希望，就像一个害了寒热病的病人一样，忽而心里像堆燃烧的火，忽而又像生活在冰窟窿里，整个身体全部被冻僵了。他就这样被极度的高温和极度的严寒所夹击。一般的人在描写爱情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比如月光、太阳、金色的、银色的这样温和的、美好的词句，但是在彼特拉克描绘的他和劳拉的爱情中，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冷酷、蛮横、残忍的一些词。当他把这些词用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又感到很贴切，对读者很有冲击力，这就是所谓的“彼特拉克奇喻”。

任何诗歌的构成都有一个被别人比喻的主体叫被喻体，一个比喻别人的客体叫喻体。当被喻体和喻体差不多重合，这种情况常常是我们感觉到这个比喻很贴切，很准确。但是它没有很大的冲击力，因为两者之间过分相似，我们可以称它是“低电压”。而彼特拉克奇喻是一种“高电压”，被喻体和喻体之间只有一小部分相似，大部分是不相似，不可类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构成了比喻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的刺激和冲击力显得更强。而当被喻体和喻体完全分离，这个比喻就失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喻体和被喻体多次地被连接在一起，这样的比喻已经失效。

从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来看，卜伽丘是双重罪恶的产物：他的父亲是一个人他又是父亲的私生子。

一些粗俗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当人们用这样一种所谓粗俗的东西去亵渎看上去是神圣的，实际上是虚伪、丑陋的事物时，粗俗可以变成超俗。

堂吉诃德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沉入一种漫无边际的幻想，使他的许多行为非常可笑。我们现在常把一些不顾实际可能胡闯蛮干的人叫做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是这只是堂吉诃德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堂吉诃德荒谬行为背后的动机都是高尚的、善良的、美好的。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除尽世界上的妖魔鬼怪，消灭暴行。除此之外，他没有自己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实现目的的欲望越强烈，做出来的事情就越荒唐；但他做出来的事情越荒唐，我们就越感觉到他内心动机的善良。

堂吉诃德的形象是瘦而高，而桑丘是胖而矮。堂吉诃德骑的马很瘦，而桑丘骑的小毛驴很肥胖。对这样的一对人物，朱光潜先生作了一段很绝妙的描写和评价：“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乔·判扎（即桑丘）。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乔·判扎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乔·判扎了。”朱光潜先生说的完全没错。《堂吉诃德》表明，骑士主义已经属于过去，已经衰落。人们转向了实用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它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我们引用几位著名作家、批评家的话，看看他们是如何评价《堂吉诃德》的。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说：“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身受教益的宝库。”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恶魔派领袖拜伦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服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俄国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的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