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

 

那些原本存有疑义的民族风俗变成外界眼中的刻板印象。舒阿尔人开始被外部世界称作“那些猎取人头的南美人”。

 

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这些干缩人头，与其说是某种未受外界影响的野蛮生活方式的遗存，不如说是殖民扩张的经济和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的产物。一些最著名的猎头文化，非但没有“沉陷在时间里”，相反他们正在对外国人的品味作出回应。

 

欧洲人和美国人购买人头，也给舒阿尔人提供了机会迅速猎取更多数量人头所需要的装备。火枪被用来猎取人头，反过来，人头可以换取更多的火枪。直至20世纪，人们普遍公认，一颗人头的价格等于一杆火枪。

 

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猎头者得胜归来。这些宴会是这一年最重要的庆祝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寄居在干缩人头中的神奇力量被转移给家里的女人，确保了家庭粮食生产的丰收。在若干年时间里，总共要举办三次这样的庆祝宴会，但在这些庆祝仪式之后，干缩人头便没有多少公共价值了，因为——不像那些购买它们的商人——一旦灵魂的力量被成功转移给了猎头者的族群，舒阿尔人便对人头本身不再有兴趣。有些舒阿尔人把他们的干缩人头当作纪念品保存下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丢弃，或者卖给游客和移民者。事实上，并非因为它们很神圣，舒阿尔人才不展示它们——正相反，是因为它们毫无价值，就像一个里面曾经装着重要信件的信封。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干缩人头不再涉及力量的传播，而只是商品的积存。干缩人头失去了它们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商品；如今，有些舒阿尔人杀人只是为了卖他们的人头。就这样，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

 

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正是毛利人酋长那精细复杂的纹面，使得他们的头颅对欧洲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班克斯曾写过这些纹面的“考究和精确”，带有螺旋线和涡卷：“跟老雕工刻在金银器上的叶饰有几分神似，所有这些都是以高超的技巧和品味完成的”，使用的工具不过是一把骨凿和烧焦的树胶。

 

毛利人的纹面，曾经是一件毕生不断发展的精致艺术品，是一个人的勇敢、荣耀和社会地位的确凿证明，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仅仅为了取悦——或者欺骗——外国消费者而设计。

 

人头贸易丰富了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却“相当可观地减少了新西兰的人口”。

 

科学似乎成为了很多罪孽的借口，尤其是当“研究课题”已经枯竭、受到限制或者被认为很原始的时候。在国外旅行时，收藏家们的很多行事方式在国内将会是犯罪。有些科学家在外国借着夜幕的掩护发掘坟墓，另一些人则从医院的停尸房里偷死人，从监狱里购买尸体，拿商品跟当地人交换他们死去亲人的身体部件，或者是在当地人战斗或袭击之后，很客气地向他们索要敌人的身体部件。

 

在这样一些登记册中，数不清的人死后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很显然，对搜集者身份的记录，总是比他所搜集的死人的身份更准确。他们的实际姓名早就被人遗忘，但来到博物馆的死人被赋予了新的头衔，比如“蒙古人的”或“埃塞俄比亚人的”，“短颅人的”或“长颅人的”，“瘦人的”或“壮人的”。它们被测量，被贴上标签，被清洗，被黏合，被描画，被涂上清漆；有些为了展览而被钉在一起，还有一些为了研究而被割开。它们被挂在玻璃柜里，被摆放在台子上，被勾画和描述，被塞进盒子里带到课堂上，在那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把它们传来传去，讨论人类进化理论的细微之处。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这些饱学之士所处理的样本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

 

欧洲人展示一个“猎头者”的人头，这里面的反讽并没有人加以评论。

 

在猎取人头被界定为“原始”人的基本条件的同时，收集别人的头颅却给“文明”人的文化支配地位提供了支撑。

 

斩首行为的绝对残忍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了，这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文化差异的象征。

 

一种深远的、贬抑性的偏见几百年来塑造着欧洲和美洲异域文化的展示，使得那些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的人可以把自己界定为他们前来观看的那些人的对立面。

 

那些来到牛津大学观看干缩人头的家庭，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装着不到百年的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他们的反应是不是一样呢？而且，如果反应不同的话——如果一个装着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似乎有些骇人的话——那么，对于展览南美洲人头的道德，他们又会怎么说呢？毕竟，博物馆是一个文明的和“让人变得文明”的机构。它对自己所代表的人、对它所“观照”的人有一种责任，它有责任举办值得尊敬的、富有教益的展览。

 

没有哪个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提出要求，希望把这些人头从展览中拿掉并把它们归还给南美。事实上，参观其他博物馆——尤其是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舒阿尔人都没有对要求归还干缩人头表现出兴趣。相反，他们——至少是这些舒阿尔参观者——觉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在他们的民族与纽约市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重要的联系。

 

舒阿尔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原始的野蛮人，而且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那是一种外来的标签和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在与他们的关系中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跟舒阿尔人毫无关系，跟我们自己却大有关系。

 

对我们来说，干缩人头代表了舒阿尔人，但对舒阿尔人来说，它们只代表了其民族史的一小部分。

 

博物馆有责任讲述死者的故事，有责任把其他的文化展示为有理性、有意义，而且同样是现代全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考古学家米兰妮·吉尔斯写到过她在处理铁器时代“沼泽干尸”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宣传意识，其中有些干尸被砍下了头颅。她写道：“正是通过想象这些暴力事件的历史语境和环境语境，我们才开始理解这些事件，不是把它们理解为异族的或野蛮的行为，而是视为人们在社会危机时期所采用的有意义的——即便是残忍的——战略。”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外交接触的错综复杂，而且，它们不仅嘲弄了普通民众这样的印象：像这些人工制品都是战利品——因为干缩人头并不是战利品——而且还嘲弄了这样一个观念：当我们在英国一家博物馆里透过玻璃凝视着柜子里的干缩人头时，它们跟我们毫无关系。

 

在东南亚岛屿发现的一些流行成见能够让人清醒，这可以作为对这一点的补充说明。“他们”怎么看待“我们”？当然，他们认为我们是猎头者。考虑到一些欧洲和美洲的收藏者在旅行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谋取人头，很多人劳神费力去挖开坟墓、盗取骷髅，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白人”在某些地方为自己挣得了猎头者的名声。

 

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化分析：外国猎头者的观念是对国家权力的闯入和政治自治权的失去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移民者在殖民时期控制了传统的猎头，自己却采用了这一习俗。如今，他们（移民者）才是人头猎手。他们有权使用武力，惩罚和统治，随心所欲地取人首级。因此，猎头成了外国人控制土著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是村庄的力量被用来巩固政府的方式之一。

 

猎头，以它所有的形式，塑造了殖民者的历史，也塑造了殖民地臣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