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 以下摘自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

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人的研究》（TheStudy of Man,1936）。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世界危机中人的科学》（TheScience of Manin the World Crisis,1945）、《人格的文化背景》（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Personality,1945）、《世界的大多数》（Most of the World,1949）、《文化树》（The Treeof Culture,1955）等。

本书分为十章，按照纵向的时间顺序和横向的空间顺序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若干文化区域，依次追溯各条文明发轫主线的发展历程，对人类文化演进、文明兴起、各文化区和各文明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立体式、多视角的描绘、分析和阐释。《文化树》的书名意在表达文化不是仅有一根主干的进化树，而是像热带的榕树，拥有各种枝杈交叠的不定根和气生根。尽管文化演进的过程有传播、假借和分歧等多种发展方式，但是依然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源流中。林顿在书中用事实和例证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开阔的视野和宽容而优美的笔调描绘出东南亚、西南亚、非洲和欧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指出它们的关联与特色，特别强调技术发明与革新、制度的演进对文化进程的巨大影响。

第一章描述人类的洪荒时代，根据现有的考古依据追溯人类起源和最初进化历程中人类关键能力的形成，以尼安得特人为例，描述各种体质的人种在向智人进化过程中对气候和资源的适应过程。

林顿认为，一个物种具有的本能越少，那么可发展的行为范围的空间就越大，因此人类在身体结构的专门化方面不及其他有亲缘关系的类人猿，这使得人有可能借助后天强大的学习能力开拓出丰富的生存空间和行为模式。学习能力与语言的使用对思维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当交流手段通过符号的形式，即语言来表达时，抽象观念的传递使得个体思维及经验的世代累积成为可能。

第二章描述人类的基础发明，着重论述几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包括使用火与工具、进行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冶金术和文字的发明等。

文字从最初的画图记事的象形文字逐渐被赋予越来越抽象的约定俗成的含义，并形成两条发展线路：音节文字和会意文字。例如公元前1800年腓尼基人将埃及文字系统中的一部分代表单个语音的符号作为第一个拼音字母表，从闪族人居住区带到古希腊，古希腊人将其修正后添加了元音，它继续向西传入意大利形成罗马字母表，成为西里尔字母表的始祖。在林顿看来，音节文字的出现打破了早期文字的书写与使用被垄断的局面，使学问平民化。但是中国文字却继续向会意文字方向发展，林顿认为一方面表意的方块汉字能够帮助中国很早就出现的政治统一体，超越口语交流和方言的局限，也表明中国“士”这一阶层控制教育和国家行政的利益所在。

从第三章开始，林顿按照地域依次介绍了各个“文化复合体”的发展演进情况，他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中的人从长辈中学到又传递给下一辈的众多行为，是一个复合体，在传播扩散过程中，较早的文化形式往往在边缘地区保存下来，即使它们业已在中心地带消亡。

东南亚的新石器复合文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起源于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并随着他们航海技术的发展和移民迁徙传播到极为广袤的太平洋沿岸和岛屿。在这些边缘地区，体质对环境的适应和文化的扎根同时进行，因此出现了体形分布与语言分布不一致的现象，美拉尼西亚地区不同体质特征的人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即是这种情况。文化既有平行发展的多样性也有交叉与融合。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在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岛的残存，以及“原始”的波利尼西亚社会都曾为现代人类学的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例如他们的族内通婚、长子女继承制和血统计算、部落的朝贡机制、“马那”超自然力和“塔布”禁忌对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深刻影响等。林顿在此厘清了以往对波利尼西亚政治生活和宗教的一些误解。东南亚的后新石器时代受到中国特别是印度两大文明的影响，在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稳步发展过程中，佛教和印度教逐渐渗入该地区。而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使很多当地人脱离印度教成为穆斯林，接下来就开始了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时代。

第四章主要描述西南亚和欧洲。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中，大约于公元前5000年出现了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村社。林顿对村社的居住格局、生产技术、风俗的描写勾勒出西南亚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演进过程，并提醒我们欧亚文化连续体的各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地区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欧洲首批新石器时代的移民来自小亚细亚地区，他们从巴尔干沿两条迁徙主线进入欧洲。一条是沿地中海沿岸逐渐侵入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这些移民为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农耕技术和西南亚的家畜，并就地推动了渔业和航海技术的兴盛。此后地中海地区出现两个文化中心：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和爱琴海文化。前者与不列颠群岛、布列塔尼和荷兰接触密切，沿大西洋沿岸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定居，并深入到瑞士。后者则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影响，在克里特岛上演化出迈锡尼文化，成为后世古典文明的一支。另一条迁徙主线是沿多瑙河及其支流进入中欧，最后抵达法国东部、德国和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与先期抵达的地中海移民接触、融合。林顿描绘中欧和北欧各个时期的技术发明与变革，引用大量的考古证据说明第二条沿陆地迁徙的主线比第一条沿地中海迁徙的路线对欧洲文化后来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指出应重视研究北欧与中欧丰富的文化。

西南亚村社文化模式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时，移民从农业转向畜牧业，主要是养牛和马。一部分操印欧语、热衷于战争的雅（亚）利安人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从东起印度西起巴尔干半岛的全线向南推进。他们虽不像突厥—鞑靼人那样是纯粹的游牧人，也并不像农耕民族那样有着对土地的依恋之情。现今留存下来的史诗表明雅利安人社会由贵族、平民和农奴三个阶级组成，他们创造的贵族政治的模式在欧洲一直保留到近现代。另一部分放养绵羊、马、牛的草原民族则称为骑马的游牧型的突厥—鞑靼人。在向西迁徙和伴随着蒙古人西征之后建立的部落联盟并放弃游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迅速地被征服者同化，最终人口锐减，被局限在蒙古地区的中部草原。另外，西南亚干燥地区的人们由于天然屏障较少和生态环境的一致性，语言和文化趋于统一，他们被称为闪米特人。闪米特语虽然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着独特的意义，但是林顿认为闪米特语属于非—亚语系的一支。骑骆驼的闪族部落活跃于整个阿拉伯半岛，实行族内通婚和父权制，崇尚超我意识，关注罪孽和性，存在着繁复的禁忌系统，其酋长制的社会政治组织对伊斯兰模式的政治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数学和天文以及宗教方面。

第五章则涉及最早的文明，讲述对古典希腊文化和西欧传统影响颇深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最初的城市生活中心的文明进程。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虽然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被闪米特人入侵，除了闪米特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领域中苏美尔人的文化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从现存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见较为完整的苏美尔人的生活图景：单偶制婚姻、没有扩大式家庭、严密的教会组织模式、占卜和对星象的研究、将奴隶制作为正式社会制度、组织和训练武装力量、发达的商贸活动、充分发育的法律观念和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埃及文明的基础来自西南亚新石器时代的移民，但是尼罗河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埃及文明。公元前3300年左右，上下埃及统一后呈现出一种文化突进的现象：技术工艺、文字、宗教、政治体制飞速发展。但是这种文化的演进最终被僵化的、高度集中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钳制住了。

第六章的对象是地中海文化复合体，涉及克里特文化、希腊文化、蛮族文化、罗马半岛和伊斯兰文化的起源与演进。克里特岛处于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定居于此，但是使用的语言并非印欧语系，而是米诺斯文字。其文化发端于西南亚新石器文化，但受到埃及文化较深的影响。克里特人栽培油橄榄，贫瘠的土地使他们的航海和贸易极为鼎盛，推出了近代型商业。拥有高度的冶炼合金技术，制陶术和木材加工工艺也颇为发达，其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特点代表着希腊艺术的早期繁荣阶段。克里特岛实现政治统一的一个世纪之后，米诺斯文化遭遇了突然的崩溃。爱琴海地区的民族、克里特人和后来入侵的操印欧语的民族相互融合产生了希腊人及其文化，自此欧洲进入有史时期。不断丰富和细致的史料为全面认识希腊文明提供了可能。腓尼基人为希腊文明带来了字母表，并扮演着亚欧文化中介的角色。希腊文明发展中不断融入多种外族文化，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机蓬勃的文化复合体。发展出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将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与自身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结合产生了希腊哲学和科学，创造了思维的分析方法，并进行逻辑的推理。希腊的城邦制政治体系奠定了现今政府管理模式的雏形。希腊城市化的另一后果就是各种神秘宗教的兴起。林顿认为这反映了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打破了亲属群体和地区群体之后，各种其他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开始起作用，为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的希腊人提供精神上的庇护所。基督教传入后，希腊人按照神秘宗教的模式重组了基督教。

地中海盆地以北的西欧还存在着被称为“蛮族”的两个部落，即居住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及分布在莱茵河北部和东部的日耳曼人。高卢人是凯尔特人的一个分支，居住在现今法国的地域上，受到地中海诸文明及希腊文明的影响，直到罗马人征服高卢人，将其拉丁化。可是同时期的凯尔特人却成功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和同一性。

罗马人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台伯河畔，公元前753年还是个小城邦，与邻族不断的战争和频繁的被入侵，使罗马文化在源头上吸收了多种文明的成分，包括高卢文化、伊特鲁斯坎人文化和南方的希腊文化。公元前260年左右，罗马迅速地成为控制地中海盆地，涉足世界事务的大帝国。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共和制日益衰落，希腊文明的影响逐渐向东退去，在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中保存下来。凯尔特文明和日耳曼文明重新占据主流。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兴起的封建社会中的教会组织模仿了帝国的组织形式，甚至发挥了许多帝国原先的世俗职能，这导致无数次的政教冲突，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

东罗马帝国延续下来的拜占庭帝国的国力也在不断衰竭，并受到近东出现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两大帝国的拉锯之中，由伊斯兰主义纽结起来的阿拉伯人征服了这两大帝国。从穆罕默德宣讲中产生的《古兰经》，满足了当时阿拉伯人的某种需求，并具有使人改宗皈依的强大力量。鉴于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史，林顿敏锐地指出所有伊斯兰国家背后存在着的这种超越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将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

第七章的内容是非洲文化，探讨史前非洲的文化源起，描述有史以来的非洲主要民族及各个非洲地域上曾经出现的文明的特色。非洲史前考古资料有限，就目前所知，非洲新石器文化起源于西南亚新石器文化中心，特别是撒哈拉以北的北非地区。早期的移民主要是经过西奈半岛跨越红海进入非洲，伊斯兰教的发展也促使很多阿拉伯游牧民族迁徙进入北非。非洲大陆似乎没有青铜时代，因为早在使用石器的末期，非洲人就独立地发现了铁。撒哈拉沙漠将非洲分为两大部分，北非主要是高加索人种，其源头曾是欧亚大陆文化，受到泛基督教的影响，但目前广泛分布着伊斯兰文明。南部非洲主要是尼格罗人种。所谓的“黑非洲”北起撒哈拉南部边缘苏丹东部，南至非洲尽头，主要是布须曼—霍屯督人，虽然有很多变异，但是他们拥有共同的始祖、相同的社会模式。大多实行多偶制、父系制和男性族长制，进行祖先崇拜，也存在很多非人神祇的神灵崇拜。整个非洲制奶业和农业并存，由于降雨量的分布不均，不同地区略有差异。在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中，若缺乏大型的政治单位时，一大特色就是男子的秘密社团，似乎既是狂热崇拜的组织，又具有互助和社会控制等作用。在林顿看来，非洲政治组织的彻底性及使用社会制度保证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方面，都远远优于16世纪前的欧洲。他概述了非洲历史上乌干达和达荷美等几个著名帝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宗教和巫术，特别是政治治理模式的变迁，指出在非洲文化复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其内部的传统，所谓的民主政治或许并不适合用来强加给非洲文明。

第八章描述了印度文明，广泛涉及印度文明的起源、种姓制度、宗教的演变和对周边文明的影响，以及印度文化目前的特点。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印度就是西南亚和东南亚两大文化复合体交汇的场所，虽然大量借用了异域文化，但是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特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农作物的栽培和制陶等各种工艺已相当发达。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为保持血统的纯净，他们建立起种姓制度，形成泛神论和灵魂演化观念。雅利安人留下的《吠陀经》被口头传承时，事实上发生了雅利安人和印度河土著之间的融合。吠陀宗教的后期就已存在苦行僧，在观念上开始有了后来印度教的影子。印度的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三个文化大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源头，长期割据。由于虚幻的宇宙观和万事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印度人对时空细节不甚注意，导致他们历史记载得模糊不清。也正是这种轮回和报应的观念使得印度各宗派的宗教都崇尚精神修行。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和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都曾是苦行僧，在发起推翻婆罗门对宗教仪式的垄断的宗教改革之前，也都是刹帝利种姓的成员。佛教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作为一支影响世界事务的力量，对种姓的价值、仪式与牺牲的效力等都持否定的态度，甚至对灵魂的实体性提出质疑，不追问世界如何创生，这使得佛教从一开始就要求剥除迷信，让个人能自由地追随八种正道以求解脱。佛教推理严密的逻辑体系在远东流传甚广，如中国和日本。公元718年阿拉伯人入侵印度河下流，伊斯兰教影响日盛，佛教渐趋消亡，同时主张多神的印度教开始复兴。印度前殖民时代文化的特点是将命定的地位和角色推向极端，并维持其静滞不变。村社政治、种姓制度、联合家庭构成了该社会的三大支柱。林顿认为，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看目前印度没有种族问题，只有种姓问题，而事实表明种姓在某种意义上可被当作地方性的功能社群。

第九章描述的是中国，林顿认为中国文化的几大优势在于无与伦比、绵延不断的文化统一性和历史记载、优秀的农作物耕作技术、精巧的人才选拔和政治体制、独具特色的文字和艺术。他着重描述了商代、周代的政治结构、宗教，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认为在商代晚期的华北地区形成了华夏文化。长期的动荡和众多蛮族的入侵过程中，华夏文化吸收了诸多难辨的外来成分。汉语的精练统一，既方便了不同族群的交流，也使后世对古代文献的释读见仁见智。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可见。秦始皇接受了法家的部分观点，征服诸侯，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口激增，庞大的人口和农耕经济是当时中国的特征之一。此外还有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纵向的流动性、政治中的贪污和法治上的弱点。中国宗教的主要成分是祖先崇拜。即使在对外扩张的年代，中国人也只是征服者和商人，却不是殖民者和传教士，从不强迫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保持着一种务实宽容的态度。林顿将中国比作维持了3000年的罗马帝国，因为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中心之一，中国影响了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蛮族文化。

第十章的对象是日本，追溯日本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特征。考古资料的相对匮乏使得史前日本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新石器时代，蝦夷人居住在日本列岛的北部，以捕鱼和采集为生。南部则居住以农业为主体态颇似马来人的民族，两者都尚武。在从氏族组织向天皇帝国的演进中，皇族、贵族、大名、平民、秽多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奉行武士道的武士阶层。文字和佛教逐渐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人强烈的学习外族思想和发明并渴望超越的态度，促成了遣唐使的派出、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及后来向欧洲学习技术和思想的热情。1192年源赖朝担任幕府大将军，巩固了纯粹象征的天皇和世俗统治并存的政治体制。1590年丰臣秀吉推翻了幕府统治，和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一起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佛教、基督教、神道教和禅宗先后并存于日本，其中佛教和禅宗的影响最大，国教则是神道。1636-1853年的锁国政策被美国人佩里（MatthewPerry）将军攻破，自那时起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革新进程。

“文化发展的普遍进程并不是一个单一连续的过程，每一阶段仅比前一阶段前进一点点，而是以某种类似生物上突变的方式前行的。”他划分了人类三次主要的文化突进期：第一次是制造工具、使用火和语言的起源；第二次是农牧业的兴起，文明的基本模式在这一阶段基本确立下来；第三次是伴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发明的工业革命。并预计了第四次由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的文化突进。此外，各地生态和环境上的差异是对文化进行筛选和重塑的关键原因之一。

《文化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在描述各文明的发生、传播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等过程中，林顿浓墨重彩地强调各种文化接触后变迁的机制：相互排斥、消亡、融合、更改和更替、隐约的前行和复兴。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文化的分析中。结合考古资料对史前和有史以来的记载，他以人类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天然关注兴趣，考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因此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文明的特征，而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变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