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只要翻阅一下中古时期的中亚历史，就可发现战争的频繁与严酷为史所罕见。阿拉伯人内部的政派、教派之争，屈波底对中亚的征战，突厥人的兴起以及与阿拉伯人的争势，唐王朝的征西，还有吐番的扩张等等，战事连年不断，并且几乎每一次战火都会祸及波斯。波斯的地理方位以及作为阿拉伯帝国人侵中亚后方基地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难逃战神肆虐的厄运。阿拉伯帝国瓦解以后，波斯又先后遭受塞尔柱人、蒙古人的侵占。再加上天灾频频，饥馑和瘟疫不断，波斯贵族和宗教僧侣又残忍地压迫和盘剥人民，致使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烈景象时有所见。波斯人民在这风雨交摧的千年历史中遭受种种蒙难：血腥的战争给他们带来死亡和悲痛；动荡的社会使他们畏惧和颤栗。不幸与悲哀谱成了这个时期波斯人民的断肠之曲。

诚然，正如许多文学史论强调指出，波斯的文化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因为波斯文化要比入侵者的文化高出一个层次，在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漫长岁月里，阿拉伯人反而被波斯文化所同化。这固然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证实，但更大的事实铁铸难移，不可疏略，那就是波斯民族心灵的受辱受欺。强调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就是在这种精神上遭受创伤，生活上苦难维艰的漫长现实环境中，生发出中古波斯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中古波斯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可以用四个字归纳，即“苍凉沉郁”。中古波斯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波斯也素有诗国之称。然而，在这个诗的国度里，很难看到静谧而暖融融的诗情画面，及那种用轻倩柔美的笔调绘制的田园风光景象；很难听到明丽而欢乐的牧歌短笛，及那种跳跃着明亮音符显示人生乐趣的生命乐章；也难寻与外部世界恬然相处，充满和谐的韵味情致；更少见绮靡浮响的轻巧或雍容华贵的缱绻。在众多杰出的波斯诗人那里，普遍可见的是一种苍凉沉郁的美学意味。它时而浓烈，时而浅伏，但总如丝线串珠，承续不断。

他们（中古波斯诗人）全都执着追求真情真义，颂扬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友朋之情、爱侣之情，希冀用爱来修补这残缺的世界。然而，命运不公，社会无情，爱的甜蜜之中总掺入了厚重的悲愁苦涩，或遭抛弃，或遭分离，甚至父亲误杀亲子，爱侣双双殉情。他们一一追问苍天，深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表现出倚重理性，蔑视荒谬神性的无畏气概。但同时，却也因理性的疲软不足以充当信念的支柱，最终又难免回归于迷惘与忧愤之中。因此，中古波斯诗人几乎个个都写出大量的酒的颂歌，这不仅仅是民俗民风的酿制，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酒能使入解愁、泄愤、狂徉、超脱。他们举起酒杯，不是小酌，不是浅斟，而是和着忧伤与愤懑，吞饮下去……这正是波斯中古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苍凉沉郁。它虽然属于”崇高美”的范畴，但又独具特色：是大漠与草原，驼队与古道，沙丘与琼浆，这些地貌、气候、习俗的产物，更是上述波斯特定时期社会历史内容的诗意表达。

这种总体美感特征还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根本上说，人对于生存的痛苦和悒郁，只能在两个阀口中得到释放：一是审美，一是信仰。波斯诗人从诗的创作中激发心中的沉郁，在信仰的道路上摸索，企望找到可以寄托的“伊甸园”。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古的强大势力，波斯诗人几乎全都受到穆斯林圣水的浸润，但如果说他们都是虔诚的真主信徒，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他们的诗中随处可见怀疑、诘问，甚至嘲讽上帝的诗句。如果说他们是激越的叛教者，以大无畏的气概彻底背叛神的旨意，否定真主的存在，那也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写下了大量的颂神诗作。他们与宗教的关系，应该说相当复杂，既真诚地期望有一个主持正义、扬善惩恶的上帝，又深深地怀疑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个明察秋毫、全知全能的救主。这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前者是对真善美的迫切呼唤，望个人与世界获得拯救；后者是拯救的迟迟不到，因天课与朝拜屡屡失效而产生的困惑。

正是这种与宗教的复杂关系，绝大多数中古波斯诗人都不同程度地靠近了泛神论与神秘主义。对他们来说，上帝是不能没有的（怀疑其有，正是希望其有的一种心理反映），否则谁来慰藉因严酷现实的碾磨而破碎的心？谁来恩赐生存的希冀和评判道德的善恶是非？因此，与其全信教士教义所宣扬的那个冷漠而玄远的真主，不如也信一草一木均有神性的万物有灵，因为后者更使人亲近而具有实感，也符合他们追求真情真义，追求仁爱的要求。同样的道理，既然上帝不能缺少，那么他们在怀疑上帝显灵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人的自身——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修炼方式抑或祈祷内容，还是什么地方，以致与上帝有了隔阂——于是便相信依靠直觉和内心经验亲近上帝，追求消除中介的天人合一。其结果，便走向了神秘主义。

这种苍凉沉郁的美感特征以两种迥异的色彩呈现在波斯文学作品之中。一是暗色调的，悲观虚无的思想是其主要内容；一是明色调的，豁达不羁的精神气度为其外在表征。这两种色调时而交替出现，时而相融汇合，贯串于中古波斯文学的发展之中。在第一类作品中，诗人常常面对现实的灾难和社会的不平发出种种疑问，寻根究底，责斥上帝为何视而不见。然而有问却无所答，因为答案根本就无从寻找，这样悲观虚无的思想便占据上风。这类作品大多如惨伤的长啸，显得悲怆有力。第二类作品也有对社会的批判与谴责，在情歌恋曲、生活故事之中藏伏刺戟的尖锋；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们也曾忧心忡仲地遍寻解脱结症的良方，但也同样以失败而徒手空还。问题是，在经历了迷惘激愤一一失望之后，他们大多走上超脱之路，以豁达不羁的态度对待自知无力挽回的现实。当然，他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超脱与豁达，在此背后仍然伴随着对世事人生的悲凉与感伤。应该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超脱。因而这一类作品大多显得沉郁有余。当然，上述明暗色调的类别区分，只是一种总体美感特征的宏观把握。在两者之间，也不乏明暗相融或交替的诗人歌手，但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不同层次的色调类别，才丰富了中古波斯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苍凉沉郁。

◆ 海亚姆

看啊，苍穹好像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端的忧虑，

天堂是我们的悠然一瞬。

他隐而不露，化万物的脉络中，

水银般地滚动，避开你的阵痛，

他所赋形的万物，从鱼到月亮，

在变化消亡，而他却永存无终。

海亚姆并不断然否定真主的存在，他只是不同意世俗教主们宣扬的那一套上帝学说。在他看来，有上帝，但上帝存在于自然的万物之中，至深至大，包孕万物，超越一切，又融解于一切。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主与仆的关系，人也不必匍匐于上帝的威力之下乞求来世的幸福。人与上帝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无法分切，难以割离的即“是”又“不是”的关系。

海亚姆不相信世俗宗教的神学说教，但历史与现实又何以能提供他解释社会不平，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他是个科学家，但并不能因此而保证他思想的科学。因此在他的诗中只有怨，只有愤，只有疑问，而没有回答。到头来，他还是需要一个上帝，否则他就思无所托。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宗教，是属于人的本质在自身之中的反映。”他还说：“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什么，上帝就是什么。”海亚姆在精神困惑中暴露出来的自相矛盾以及宗教观上的二律背反，其原因盖出于此。或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手执杯，一手执《古兰经》，

时而虔诚敬主，时而亵渎神明，

我们置身于翡翠色的苍穹之下，

是异教徒，不处处昧主，是穆斯林，又不事事虔诚。

◆ 哈菲兹

因哈菲兹的抒情诗中有不少篇什符合这样一个心理模式：追求（往往表现为对情人的思念与追求）——怨艾（表现为与情人离别或遭情人抛弃）——迷惘或幽愤（表现为无所适从或怨命运、天道不公）——超脱（表现为借美酒催生智慧，认识人生的真谛）。哈菲兹诗歌中的情人只是人生追求的一种符号，所以这种心理模式也完全可以看作诗人对人生的见解，其最后的归结是解脱。

◆ 菲尔多西《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

这是一部自始至终充满沉郁情绪与悲壮气氛的古典史诗。从情节上看，它相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模式，即情节的进展经历了“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阶段。敌对双方首战之际，苏赫拉布占上风。他奔袭白堡，与守城骁将哈吉尔交战，只打了几个回合，就把这个“威名远播的军事领袖”俘虏。接着又战胜古尔达法里德，长驱直人波斯沙赫军营。鲁斯塔姆奉命应战，然而两次交锋都是苏赫拉布获胜。连往日屡战屡胜的盖世英雄鲁斯塔姆也不得不承认：“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鳄鱼、妖怪——居然那么神力无穷，骁勇无畏。”并预感到胜利将属于年轻的苏赫拉布：“明朝啊，只要天一亮，我的皇帝——说不定，鲁斯塔姆会声名狼藉。”至此，战争的胜负始终朝着有利于苏赫拉布的方向发展。但是，在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第三次交锋中，情势发生了意外的“突转”。鲁斯塔姆施展计谋，杀害了苏赫拉布。在弥留之际，苏赫拉布吐出了心中的隐秘：“母亲曾交给我父亲的护身符——达罕坦·鲁斯塔姆给她的礼物。我到处找寻父亲，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如今，我没见到他的慈颜就会含恨死去。”父与子竟在如此的境况下相遇、“发现”。于是，情节自然而然地进人“苦难”阶段。苏赫拉布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年轻的生命，而鲁斯塔姆也从此无法走出苦难的深渊，搏击与酣斗再也与这位英雄无缘，“朝朝暮暮在儿子的坟基旁守灵，鲁斯塔姆的悲痛无法减轻”。父与子都从生走向了死：一个是肉体上彻底走向灭绝，一个是精神上陷入永久的沉寂。

从人物形象看，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都体现了强烈的悲剧精神。首先，悲剧形成的原因都涉及到这两个人物自身的“过失”。鲁斯塔姆过于自信，自认为勇猛盖世，天下无敌，英雄勇士无不闻其名而丧胆。他在出征前根本不把苏赫拉布放在眼里，照样欢宴宿醉，以为“只要我把旌旗高举，敌入一定胆颤心惊……我们哪能把这区区小事放在心上”。殊不知他已年迈，勇力已今非昔比，因此他最后只能靠谎言与诡计取胜。这种违背勇士道义以换取英雄美誉的行为最终引来了严厉的惩罚。鲁斯塔姆的过于自信还表现在他向国王卡乌斯恳求灵药的过程中。他自信依仗昔日建下的丰功伟绩不难向君王求得帮助，获得灵药拯救亲子的性命。然而卡乌斯却深恐苏赫拉布起死回生鲁斯塔姆如虎添翼，进而威胁到他的王位。对君王的忠贞并未换取应有的恩宠，悲剧也就在所难免。苏赫拉布的过失在于过于“轻信”。他相信辅将鲍曼与呼曼，视之亲信，至死也不知中了他们的父子相残的奸计。他释放古尔达法里德，轻信她会献城献身，却不料放虎归山，反遭奚落。在与鲁斯塔姆的交战中，他更是单纯，轻信了鲁斯塔姆的谎言，以至于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铸成大错，饮刀身亡。总之这两个英雄人物的遭难都程度不同地与他们自身性格中的弱点有关。而这些弱点，不管是过于自信还是过于轻信，都是我们入类身上所常见的，与伦理道德上的罪恶没有关系。因此，当英雄最后遭受如此严厉惨重的惩罚时，确实会使读者惋惜不已，由怜悯而产生悲剧所特有的快感。

其次，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悲剧的形成又与命运有关。在史诗中，悲剧冲突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之间的矛盾冲突，双方各代表本国的利益在战场上撕杀恶斗；另一方面是苏赫拉布与阿甫拉西雅布，鲁斯塔姆与卡乌斯之间的矛盾冲突。后者虽然不是史诗描述的重点，但对悲剧结果起决定因素的恰恰是后者，因为正是阿甫拉西雅布施展阴谋，使英雄父子相遇不识，互相残杀；也正是卡乌斯驱使鲁斯塔姆上战场，并拒绝赐予灵药拯救苏赫拉布，才造成子亡父悲的结局。菲尔多西显然意识到了罪恶的政治势力在酿制这场悲剧中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在诗中无情揭露和谴责阿甫拉西雅布和卡乌斯，对这两个位高权重的人物多用嘲讽的口吻加以描述，把他们写成近似小丑的形象，表现出对善恶是非斗争的鲜明立场。然而，进一步的思索却使诗人踌躇不前。为什么善良不得回报，邪恶却能得逞？这个横踞在中古波斯诗人面前亘古不解的难题，菲尔多西与其他诗人同样百思不解。于是，和一切古代诗人一样，菲尔多西只能把答案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在诗中写道：

世界啊，你的安排是多么令人可畏，

你亲手缔造的东西，又由你亲手破坏。

他还通过苏赫拉布说出，”命运注定不让我见到父亲”，并在临终之际悲：

苍天决定了我的命数，

我生下就注定这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在诗人眼中，命运的高深莫测和反复无常，以及它在冥冥之中操纵一切，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是这场父子相残悲剧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又是一部抒写英雄与命运抗争的史诗。既然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都是品质高尚的勇士，他们身上的弱点以及所犯下的过失都不能掩盖他们的英雄本质；既然鲁斯塔姆为捍卫祖国而战，皓首白发仍在驰骋沙场，苏赫拉布为寻找生父，建立不朽荣誉不惜以身相搏，他们都出于高尚的动机，正当的要求，那么，无情地施予他们惨烈遭遇的命运便具有了邪恶的性质。

在《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中，具有邪恶性质的命运具有相当复杂的构成：既有可见可析的表层因素，如突朗沙赫的险恶与阴诈，波斯暴君的无耻与残忍；也有无法剔析的因果关系，如苏赫拉布帐下惟一认识鲁斯塔姆的人恰恰死于鲁斯塔姆手下，以致于无人告知苏赫拉布真相。又如哈吉尔被苏赫拉布俘虏，他供出了所有波斯将领的姓名，却恰恰不肯吐露谁是波斯人的主将。这些巧合都程度不一地带有违背生活常理的痕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背反常情常理越能显示出命运的无常与恐怖，似乎冥冥之中自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驾驭着一切。它既是有形的：凭借罪恶势力特别是统治者的奸诈和险恶迫害正义高尚的英雄；又是无形的：以种种巧合与偶然制造人生悲剧。于是，英雄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

菲尔多西的命运观与宗教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它与传统的宗教观有区别。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崇尚善恶二极思想，善恶之争的结局必然是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然而，我们在《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中所看到的，却是恶占领上风，善处处被动，直至堕人毁灭。其次，菲尔多西的这种悲观思想也与中古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伦理观有差别。在伊斯兰教的上帝学说中，尽管也有安拉与魔鬼的斗争，但以神的无上权威和正义之力，最终总是以魔鬼的失败而告终。宗教总是以光明的预约奉献给世人，让生活在现实苦难中的人们信仰神的力量，而菲尔多西却在英雄死亡的哀鸣声中传出对神的诺言的疑惑，用英雄与命运的抗争表现人的自主与自立。

当然，与波斯其他诗人一样，菲尔多西决不是个宗教叛逆者。他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有悖于传统与现实的宗教伦理观念的思想，我们认为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现实使然。《王书》创作之际，阿拉伯人侵与占领波斯已有三百年之久。一方面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受到排挤，即便诗人依然信仰古代波斯宗教，那么他也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受排挤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琐罗亚斯特教的最基本教义善恶二极观的极大讽刺。因此，还有什么理由要人坚信善必然战胜恶？另一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尽管势力强盛，但它并没有兑现诺言，给波斯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侵占与欺压本身就是不正义不道德的恶的表现。诗人完全有理由从现实的炼狱之火中锤炼出怀疑之剑，去挑破宗教谎言的美丽外衣。

◆ 萨迪《蔷薇园》

蔷薇，是古代波斯人民所珍爱的一种鲜花。据传，伊斯兰教的创始穆罕默德，曾在夜间乘卜拉格飞马，随着迦伯利神，登九霄驾云彩游览天堂，俯瞰人间。那天夜里，他流下的汗水凝成了白蔷薇，伯利神的汗水凝成了红蔷薇，而拉格飞马的汗水凝成了黄蔷薇。古老的神话传说清楚地表明了波斯人民对端庄艳丽的蔷薇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他们种薇，爱薇，常常把蔷薇花作为最高洁的礼品互相馈赠。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古老悠久的民族习俗，诗人萨迪把他的散文集定名为《蔷薇园》。他在书前的《写作蔷薇园的缘由》中说，有一天有位朋友去拜访他，临走时用衣襟满满地兜了许多蔷薇花，想要带回城里去。萨迪由此而获得灵感：他想，蔷薇花虽美，但四季轮换，鲜花总难免要凋谢，不能永久。他决心写部《蔷薇园》，那里将四季常青，满绽新绿，饱含生机，“它的绿树不会被秋风的手夺去，它的新春的欢乐不会被时序的循环变为岁暮的残景”，“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我的绘画却将永远留下记忆”。他要把这永恒的美奉献给酷爱蔷薇的波斯人民，让他们世世代代在他的《蔷薇园》中浏览观赏姹紫嫣红的景色。1258年的春天，当他家中满园的蔷薇盛开的时候，萨迪开始写作，几个月后，自然界的蔷薇开始萎顿调零，诗人苦心经营的《蔷薇园》却已向世人开放。

从中古波斯文学史上看，菲尔多西主要写帝王将相，内札米虽然在《雷莉与马杰农》中描写了某些生活场景，但毕竟在广度上不能与萨迪相比。海亚姆和哈菲兹在诗歌创作上都负有盛名，但他们的成就主要建筑在主观感情的抒发上。因此，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反映广阔社会风貌的特点，实为萨迪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