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是吃惊的：

“关于一个艺术家拿刚刚砍下的人头进行创作，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来自两百多年前的玛丽·格劳舒尔茨，她后来被称作杜莎夫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杜莎夫人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时，便开始塑造断头台受害者们的雕像。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展示革命者的人头而一举成名，尽管杜莎的很多头像是在其描绘对象活着的时候，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在死后被带给她的。杜莎夫人后来写道，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监狱长伯纳尔-勒内·德·洛奈和巴黎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他们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著称——砍下的头颅被从旗杆上取了下来，并被火速送到她的沙龙，在那里，她坐在展馆的台阶上，把两颗血污的人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取他们的脸部印模。她还声称，曾把她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的人头放在膝盖上，雕塑它的形象，而且是刚刚从断头台上拿来的；她还记得，宪兵队如何把她叫到马拉被刺杀的现场，在那里，她“在最痛苦情绪的影响下”，在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体尚热，还在流血的时候，制作了他的脸部模型。后来，她还为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了死亡面具。”

“杜莎夫人所提供的是一种耻辱的不朽，作为她的展览明星之一。她让她雕塑的对象起死回生，尽管是用蜡做成的。如果说，断头台把它的对象转变成了物品，那么，杜莎夫人用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技巧，为它们重新注入了生命。”

“玛丽·杜莎利用了人们对活死人的幻觉，并从中获利。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肖像或画一颗砍下的人头，或者同时画这两者的时候，他是在追踪身体与想象之间的一条界线。一幅肖像要求想象性地进入对象的‘灵魂’；一颗被砍下的人头雕塑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或者至少是跳到悬崖边上。”

毕竟汉街就有一家杜莎夫人蜡像馆。它离我的生活那么近。我去汉街许多次，但从没进这蜡像馆里去看过。那么多次擦肩而过，我都没意识到这些蜡像的源头竟是对死亡的描绘。

它们从数百年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甚至还融入了市井生活中，钻进了人们脑海的缝隙里，拿着精细锥子敲打雕刻，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所谓的文明是否只是贬义的野蛮的遮羞布？或者，刨去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及预设，试图客观一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否只是中性的原始的变体？——某种本质其实从未改变：对死亡的恐惧、漠视与战胜欲永远三足鼎立。

被猎头者的去骨干缩人头、蒙面的刽子手、照相机似的断头台、敌军骷髅制成的烛台将时间捏出躯体的形状，连同自身一起，灌注成为栩栩如生的蜡像，继续徘徊于我们身侧。它们过去已然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将来也不会离开。

无人能评判他人野蛮，无人能自诩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