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流亡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我们还记得，荷马流浪于希腊群岛之间，吟唱特洛伊战争史诗；奥维德因得罪屋大维皇帝，被流放到黑海边；但丁被政治对手放逐出佛罗伦萨，在流亡中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神曲》。18、19世纪之交，欧洲流亡文学达到顶峰：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和雪莱，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穿越了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界线，获得了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文学资源和传统，因而具有比单一民族作家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他们既是“后帝国主义秩序”的创造者，本身又是这种秩序的创造物。他们的创作具有某种普世性价值，代表了多元文化整合的趋势，预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前景。

 

◆ 一 苏联与东欧流亡作家：无根的写作

 

十月革命后被迫或自愿流放的俄罗斯作家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小说家蒲宁、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面对悲剧命运，俄罗斯流亡作家坚持三种主要的伦理和美学原则：追求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活动，主要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试图保留和延续俄国19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并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

 

一些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年少的美国诱惑衰老的欧洲”的寓言。

 

一些作家认为，亨伯特的悲剧具有传统的莎士比亚式悲剧的特征。亨伯特是个受情欲驱使的普通人。他对洛丽塔的觊觎到了不把她当做人的地步，只把她看作梦想虚造的肉体——这种狂情达到了宇宙性的、历史永恒的极致。不过，综观整个小说，我们似乎可以说，造成亨伯特悲剧的不仅仅是他的情欲；时间才是真正的杀手。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注定会渐渐老去，而她则注定会发育成长。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亨伯特注定成为一个失败者。然而，对于洛丽塔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她虽然能够逃脱亨伯特的手掌，但无法逃脱时间的巨掌。无情的时间注定要把纯真的少女变成一个庸俗的成年妇女。亨伯特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正是这一点。把早年恋人的变化归罪于她的丈夫。但他不知道，当他开枪企图杀死这位丈夫的同时，他实际上也向时间扣动了扳机。

 

在流亡岁月中，米沃什对欧洲（不仅仅是波兰）的历史和文化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同时思考着诗歌的功用和诗人的角色，写下了《白昼之光》《诗的论文》《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中了魔的古乔》《没有名字的城市》《太阳从何处升起，在何处下沉》《诗歌集》等多部诗集。他的诗歌厚重、有力，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体现出诗人对道义的自觉承担和灵魂深处对人性、人类命运的关注。贯穿他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往事的追忆和对时间的思索，其目的是为了反抗遗忘，拯救人类的良知。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

 

米兰·昆德拉（1929—　）是另一位来自东欧的流亡作家，生于捷克的布尔诺市。在他看来，生长于一个小国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 二 犹太移民作家：民族融合与精神独立

 

对于犹太人来说，“流亡”或“流散”（diaspora）一词早就超越了地理意义，而上升到宗教的、哲学的层面，具有某种末世学的含义。

 

意第绪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1100万犹太人使用；眼下大约只有400万人在使用，而且使用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但辛格偏偏用这种似乎将要死亡的语言写作。个中原因不仅仅是作家自己所说，因为他“喜欢写鬼故事，而任何语言都比不上一种将要死亡的语言对鬼更适合了。语言越是接近死亡，鬼就越显得生动”。

 

对犹太人来说，希伯来语是虔诚的语言；意第绪语是街头语言，词汇丰富，生活气息浓厚。只有运用意第绪语，辛格才能够得心应手地创造出他的独特的风格。

 

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任何译文……都不能表达出辛格的意第绪语原著中丰富的成语和活泼的句法。辛格舍弃了意第绪语文学中好用格言警句的倾向，撇开了意第绪语文学中所谓‘犹太小镇节奏’的从容不迫的流畅笔调，发展了一种既迅疾又凝炼、既简洁又雄浑的文体。他的句法简短而突兀；他的节奏曲折、紧张、急促。”

 

辛格的长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篇幅巨大，如《莫斯卡特一家》《庄园》《农庄》（后两部属于他未完成的三部曲《庄园》），描写波兰犹太社会在现代科学日益发达和排犹主义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分崩离析的过程。另一类篇幅较短，如《撒旦在戈雷》《奴隶》《冤家，一个爱情故事》《肖夏》等，大都写纠缠在爱情和宗教信仰漩涡中的犹太人。辛格认为，“在爱情和性爱中比在任何其他关系中，人的本性显露得更充分”。但他不耽于色情描写，而重在探索和揭示激情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是：拉比和罪人、知识分子和傻瓜、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企图拯救世界的人和宿命论者、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渎神者；另外还有不属于现实世界的鬼怪幽灵等。《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被认为是辛格最佳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魔术师雅夏·梅休尔曲折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善与恶、理智与情欲、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犹太人既不愿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又无法抵御美国生活方式的诱惑。在两者间“晃来晃去”，最终使自己变成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失文化身份的人。

 

◆ 三 澳洲与加拿大：文学的创世与招魂术

 

加拿大英语文学不同于英美文学几个显著特征是：常常表现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力；自然景观描写特别多；民族性建构贯穿于其文学发展过程；还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北方意象，如风雪、北方、雪怪等。

 

◆ 四 后殖民作家群：后帝国秩序的创造物/创造者

 

从地理上描述，加勒比地区指北到巴哈马群岛，南至大、小安德列斯群岛和加勒比海边缘，包括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等岛国在内的地区。中世纪的欧洲人曾经把这个地方称为“世界的尽头”。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几乎是所有加勒比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2017）的感受或许比简·里斯更加深刻。他出生并于其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圣卢西亚是一个没有废墟、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年、没有历史的国家。他的身上流动着来自荷兰的、英国的和非洲的血液。他的家庭“由于肤色和被统治者连在一起，又因文化和统治者连在一起”，因此，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孩子”，或者如他在《晚霞如是说》中所称，他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加勒比海的生活、非洲的根源和英语三者同时成为他创作中杂交的文化背景。在他那里，流亡小说家笔下的“越界”主题以独特的抒情方式，转化为“空缺”主题和“海难”主题。在沃尔科特诗中，“空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一种撤走了重量后的“精确的空缺”。文化上的无根状态既是一种空无，也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它召唤人去探寻、去创造、去填补那个空缺的所在。诗人说：“我没有民族，只有想象。”因此，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不是去发现，而是去创造一个历史。“海难”在沃尔科特诗中是现代社会的意象，诗人用它来考察西方文明和非洲文明的结合对于个人和文化认同的必要性。海难余生是一种无根的自由漂流状态。作家可以“抛弃已死的隐喻”，像珊瑚虫一样营建出一个静默的世界。

 

在历史上，圣卢西亚曾被称为“西印度的海伦”。这个美丽的火山岛正好坐落在加勒比海中间三角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70年代，《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无根的作家》的评论文章指出，奈保尔“血统上是个印度人，出生地在特立尼达，身份是个英国公民”。然而，他在这三处地方都找不到文化认同感：“印度太脏，特立尼达没文化，英国在智力和文化上已经破产。”因此，就像当年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犹太作家卡夫卡一样，奈保尔也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局外人，一个不是印度人的印度人，不是婆罗门的婆罗门，一个被第三世界评论家讽刺地称为“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文化上的“杂种”。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一种深深的异化感和流放感。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性的移民浪潮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们正在经历一系列的移位、误置、脱域、集体记忆丧失和文化移入的痛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司沃斯先生一生所处的无根的“林勃状态”、他对房子的执著寻求，也就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