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在历史上，人头曾经被用作一种货币，这让我很感兴趣。

 

它成为了一种日用品、一种通货，被渴望、被追求。如果你对砍头这一行为的看法能足够超然，你会发现头颅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

 

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

 

有些文化中的人相信，如果在刚死的时候就把头砍下并冷冻起来，就有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起死回生。这种想法很特别，因为它将砍头这种象征着残酷、统治与暴政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断头台处决是一种直观的杀戮，被砍下的头颅可以看作一种战利品，这是大张旗鼓的征服，存在着它固有的戏剧性。

 

◆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

 

阒然无声

 

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

 

◆ 导言 诱人的头颅

 

在断头台上被砍下，作为一个叛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火刑柱上示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克伦威尔的头颅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藏品。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一件纪念品、一件宝贵的遗物，一件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组材料。它的价值随着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而与时俱变，它是千万颗人头的象征，千百年来，这些人头装点了世界的正义、科学和消遣。

 

人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但情况并非如此。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讶，乃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结构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大概还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某个不为人知的部分。

 

最近这些年，恐怖分子和杀人犯把斩首的视频传到网上，数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自己家里下载观看。医学生必须面对解剖被砍之头的任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发现，这是一次颇有教益的经历。朝圣者们千里跋涉，去仔细端详欧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圣徒头颅。艺术家们在解剖室和太平间里寻找灵感，面对别人的尸体和被切下的头颅陷入沉思。有人请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切下并封冻保存，他们相信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围绕一个人的头脑重新生长出第二个躯体，从而起死回生。

 

有人取下别人的头，有人捐献自己的头；有人展示头颅，有人观看头颅：当你动身前去观看的时候，被砍下的头颅随处可见，而且就在此时此刻。

 

几年前，一位美国出生的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把自己的头捐献给皮特河博物馆（当然是在他死后）。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作人员把那些干缩人头寄回南美的话，牛津大学就一个人头也不剩了。戴温承诺，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于其头颅的风干和养护。馆长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补充道，他希望继续看到戴温活得好好的，经常来博物馆走走。

 

社会是彼此分离的实体，或多或少被它们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所界定。

 

就在南美人的祖先猎取的这些人头依然在接待着牛津大学的访客时，而那些南美人，像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却不再践行猎头的习俗了。

 

展示人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远离21世纪的城市生活。不能简单地把砍下的人头放逐到野蛮的过去，或原始的“他者”。相反，猎头的历史也在此处，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砍下一个人的头需要怎样的残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残忍得以发泄。

 

斩下一个活人的首级今天极少发生，但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某些环境下，一般人有时也会发现，自己正在以不被普遍承认的方式，处理和肢解人的躯体，而且经常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砍下一个人的头究竟需要多么残忍，这取决于被砍掉的那颗头。

 

你可能一直在试图保住你的头（译者注：keepone's head，意思是保持冷静）或者不丢掉你的头（译者注：loseone's head，意思是失去理智）；在口头上咬掉某人的头（译者注：bite someone's head off，意思是严厉斥责某人）或者在身体上敲掉他们的脑袋（译者注：knock someone's block off，意思是痛打某人）；笑掉了脑袋（译者注：laugh one's head off，意思是狂笑）或者继续把脑袋安上（译者注：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悬赏要别人的头或者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头放在砧板上（译者注：put one's head on the block，意思是遭受指责，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人受过）；想让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人头滚滚。这些短语把我们的历史带到了当下，把恐怖变成了幽默，赋予这一奇观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语言学上的普世性。

 

千百年来，各种公开处决一直是深受社会“各个阶层”欢迎的娱乐消遣，正如萨克雷在1840年库瓦西耶被绞死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偷和贵族，同样都被此情此景逗得乐不可支，他们同样都有着对血的隐秘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影响着我们人类。”

 

死人的脸是一个迷人的女妖：危险，却诱人。

 

我曾在医学博物馆里看过那些被切下的婴儿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孩子，大概是一百年前，如今为了教学目的被保存在防腐溶液里，悬浮而扭曲。我读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杀婴、堕胎、疾病或畸形——带着一种麻木的却心照不宣的谦恭和顺从，对它们的谦恭，对我自己阴暗欲望的顺从。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推着自己走得太远，会不会做噩梦，但我无法抵制它们那令人窒息的凝视。它们是时间的旅行者，从19世纪来到21世纪；它们居住在活人和死者的国度；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正是他们的脸——那张脸的外形有着平生所见过的最富有表情的皮肤和肌肉——让我不由自主努力去联想，并成功地让它们更坚定地寄住于活人的世界，而不是在博物馆其他任何的“标本”中。在排列成墙的所有人体部件——肾和肺、头和脚——当中，正是脸把参观者吸引过来，探索他们自己的震惊感。

 

缺失的东西就像留下的东西一样重要。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打乱了我们的轻松分类，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每一种状态都重申另一者，并否定另一者。它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然而却完全陌生。被砍下的人头是不可抵抗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否认了我们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二分法之一——人和物品的界定彼此针锋相对。它提出了一种明显不可能的二元性。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以是很多种东西：一个惹人喜爱的东西，一件战利品、科学材料、犯罪证据、一件教具、一件宗教遗物、一个艺术灵感之源，一个恶作剧。它可以是一宗生意、一个交流助手、一件政治抵押物，或者一件传家宝；它可以同时是很多这样的东西。它的定义很不稳定，这些定义戏剧性地摇摆变动，这正是人的遗存为什么拥有让我们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它们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挑战我们的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人头更加如此，它们的目光与我们自己的目光相遇。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变成了一具骷髅，它都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它让死亡对生命施加压力。用一句经典格言来说，这具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它那张了无生气、已经骨化的脸，永远在笑，却不能发出笑声，这张脸强化了这一启示。

 

约里克是舞台上最著名的骷髅（译者注：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五幕），它露齿而笑，却再也笑不出声：“下颚凹陷”，它让死亡揭示了自己的个性。

 

死亡把所有大人物都拉平了，在这一幕，丹麦王子发现自己跟掘墓人平起平坐。

 

正如死亡似乎是不可救药地任意而为，哈姆雷特冲动地复活了他的朋友约里克：他的嘴唇，他“短暂的欢乐”，这是一个在这部戏剧开始很久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他在哈姆雷特的手里起死回生。约里克曾是一个好赌的喜剧演员，短时间内再次登台表演，给他配戏的是唱歌的小丑和飞翔的骷髅。

 

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然而，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也只好试着给人的颅骨填充血肉，仿佛让它们起死回生。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这样一具骷髅。我们被迫试着让残余的东西复活，因为一个被砍下的人头看上去的样子像一个人，而它的行为却像一个物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协调。

 

有大量合理的生理学理由可以说明人们为什么觉得人头如此迷人、如此有力，让人忍不住把它取下。人头是生物体的动力源，是一种视觉愉悦。它容纳了我们五种感官能力的四种：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它装着大脑，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核心。它吸入我们呼吸的空气，传达我们说出的话语。正如进化生物学家丹尼尔·利伯曼所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进入你身体中的微粒，要么养育你，要么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这都是通过头部进入的，而且，几乎每一种活动，都涉及你的头部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成分都被塞进了我们的头颅里。人头包含20多块骨头，多达32颗牙齿，当然，还有大脑，以及几种感觉器官，还有许许多多的肌肉，以及数不清的腺体、神经、血管、动脉和韧带。它们全都紧密地集中整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头看上去太好了。人头自吹拥有生物体中最具表现力的肌肉。它装饰着各种不同的特征，帮助我们修饰自己：头发、耳朵、鼻子和嘴唇。多亏了末梢神经令人深刻印象的集中，以及无与伦比的表达运动的能力，我们的头颅比我们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加紧密地把我们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我们两足直立行走的姿态，意味着我们在炫耀那瘦长的、几乎是垂直的脖子上那颗相对滚圆、粗短而宽阔的头颅。

 

刀起头落，一击而中，这样的绝技由于其绝对的速度而获得了它的文化力量，这一身体技艺的力量挑战了不可捉摸的死亡瞬间，因为死亡被认为是瞬间发生的，即使砍头对于科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曾描述过断头机——它把砍头变成了一种效率模式——如何“架设在我们的眼前，却不能在死亡发生的瞬间看见死亡，它准确，却无法分辨。”

 

砍头是终极的暴虐；但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尽管它很残忍，但它产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制品，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