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摧毁了西方五百年来建立的现代文明大厦，而且彻底粉碎了19世纪以来关于人类持续进步的信念。地基在动摇，陆地在下沉。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个人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前景进行了痛苦的思考，而现当代文学也在这两场“文化大地震”的瓦砾堆上，如野草般蔓生出来，开放出苦涩而奇异的花朵。

 

现当代文学是个相当含糊、笼统的概念，泛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迄今具有各种美学倾向、哲学内涵和艺术风格的作家和流派，它既包括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家作品，也包括一批公开、自觉地违反公认的约定和习俗，从事于花样翻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实验的现代主义流派，同时也包括原先一直处在边缘的失语状态，直到欧洲殖民体系瓦解后才发出自己声音的亚非、拉美文学。

 

◆ 一 德语国家：人性、狼性与战争

 

代表作《荒原狼》（1927）以主人公哈里·哈勒尔自传的方式，描写了他身上人性与狼性的对立，曲折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通知识分子的孤独、彷徨和苦闷。小说运用了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手法，层层揭示荒原狼的性格。在小说序言中，作家以第一人称写他见到一位被称为“荒原狼”的男子，这位50岁左右、性情怪僻的单身汉前来租房；小说正文部分通过荒原狼自己写的自传，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又读到，荒原狼看到一篇分析荒原狼的文章，并把这篇文章全文抄录在自传中。这样，小说就形成一个“文本自述”迷宫。通过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叙述手法，荒原狼内心的孤独、彷徨和深刻的自我分析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荒原狼身上具有的狼性会让我们想到中世纪德国幽灵骑士的传说，那是一个时隐时现、紧跟在纵马奔驰的骑手身后的影子，与骑士一模一样。它代表的是我们内在的第二个自我，像魔鬼一样邪恶，有作恶本能。正是这种作恶本能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荒原狼身上狼性与人性的对立，也会让我们想起斯蒂文森笔下那个白天行善、晚上作恶的化身博士。

 

“我看到了各个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默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

 

他在中国古典戏曲影响下提出的“间离化效果”（一译“陌生化效果”）对现代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更大。按照这种理论，为了防止观众陷入被动接受的催眠状态，保持清醒，掌握批评的权力，避免认同的诱惑，剧作家必须运用间离效果来打破舞台＝现实的幻觉，“使日常熟悉的、俯拾皆是的事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奇特的意料之外的事物”，从而激发起对资产阶级戏剧强调的对象的“永恒性”的怀疑。“间离化效果”用之于表演论，其核心是演员的双重形象问题，即要求演员对角色表演不但要“入于其内”，还要“出乎其外”。这个新的戏剧体系被称为“布莱希特体系”，它革新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戏剧模式，带上了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他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指出，通过叙述抵抗遗忘，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这既是每一个德国人，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思想在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和《狗年月》（1963）中得到了实现。

 

◆ 二 英国：血性意识、原始主义与反乌托邦

 

性是被血液所领悟的隐藏的神秘力量，身处“极端处境中的雄龟/发出的最后一声/奇异、微弱的相交的叫喊，/从遥远遥远的生命地平线的边缘/发出的微弱的叫喊，/强于我记忆中的一切声音，/弱于我记忆中的一切声音”（《乌龟》）。

 

作家通过主人公上半身（头脑）与下半身的对立象征了现代人灵魂与肉体、机械与生命、思想与行动的分离和对立。

 

他们的性爱代表了真实的生命追求对虚假的、单向度的、现代文明生活的反叛。

 

仿佛像个大海，满是些幽暗的波涛，上升着，膨胀着，膨胀成一个巨浪，于是慢慢地，整个的幽暗的她，都在动作起来，她成了一个默默地、蒙昧地、兴波作浪的海洋。在她的里面，在她的底下，慢慢分开，左右荡漾，悠悠地、一波一浪荡到远处去。不住地，在她的最生动的地方，那海底分开，荡漾，中央便是探海者在温柔的深探着，愈探愈深，愈来愈触着她的底下；她愈深愈远地暴露着，她的波涛越荡越汹涌地荡到什么岸边去，使她暴露着。无名者的深探，愈入愈近，她自己的波涛越荡越远地离开她，抛弃她，直至突然地，在一种温柔的、颤战的痉挛中，她的整个生命的最美妙处被触着了，她自己知道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了，她已经没有了，她也不存在了，她出世了：一个妇人。（赵苏苏　译）

 

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经用“性”作武器，与贵族的“血”展开过斗争。然而，在劳伦斯笔下，同一个“性”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武器。

 

《美丽新世界》与《1984》被并称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不过，两者的着重点有所差异。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从目前情形看来，《1984》中的警示似乎较容易引起人们警惕，而赫胥黎预告过的“美丽新世界”却正在成为整个人类趋之若鹜、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景观。

 

“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

 

你的朋友们并不虔诚，只是租用了教堂的座位而已；他们不是遵守道德，只是因循习俗；他们没有美德，只不过是怯懦；他们连邪恶都算不上，只是“意志薄弱”；他们没有艺术鉴赏力，只是好色淫乱；他们不能算富裕，只不过是有钱；没有勇气，只是喜欢争吵；没有领导才能，只是专横霸道……（张梦麟　译）

 

◆ 三 法国：反战与人道理想

 

第一部根据作家本人的参战经历写出的法国小说是亨利·巴比塞的《火线》（1916），它与德国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英国的阿尔丁顿的《英雄之死》、捷克的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构成一系列的欧洲反战小说。

 

他望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格格地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窿。克利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它是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的赭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和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了的云雀。而克利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它知道等会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来无数次。但它知道永远能够望火焰中飞升，唱出呖呖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傅雷　译）

 

“在那儿，过去，现在，将来，手抱着手围着一个圆圈；平静的心同时看到了悲哀与欢乐的生长，发荣，与枯萎——在那儿，一切都是和谐……”

 

“于是，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和他一齐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吧！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颂赞生命，颂赞死亡！’”

 

小说的另一主题是歌颂超越国界、民族的人道主义理想。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了当时卷入大战的欧洲主要民族。克利斯朵夫象征德国的“力”，奥里维象征法国的“理性”，而葛拉齐亚则代表意大利的“美”。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的真挚友谊，与葛拉齐亚的充满诗意的爱情，三者的完美结合代表作家的理想；而且，三人之间的友谊与爱情都是以音乐为桥梁沟通的。奥里维是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克里斯朵夫弹琴，一见如故，成为挚友的。葛拉齐亚则是在跟克里斯朵夫学琴的过程中，一往情深，结下良缘。三个人民族不同，性格各异，但美妙的音乐使他们的灵魂息息相通，这象征着作家想用艺术感化来达到民族团结、世界和平和文明复兴的人道主义理想。小说中奥里维和葛拉齐亚相继死去，说明实现这种理想的时机还未到来，而两人的孩子均由克利斯朵夫收养，后又由他成全婚姻，表明作家坚信这种理想必将在后一代身上实现。

 

◆ 四 美国：自然主义与迷惘的一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摩根银行正忙于贷款，福特公司正在制造每年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白宫正在考虑修正中立立场，将几百万美国青年送到欧洲去当“英雄”。海明威、福克纳、派索斯、菲茨杰拉德、肯明斯等一批后来出名的作家，当时都还是不到20岁的大男孩，怀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寻找刺激的冲动，响应政府的号召走上欧洲战场，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青春年华，也失落了热情和理想，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创伤；他们觉得上了当，整个经历像一场噩梦，只有在断断续续的梦中才能找到一点真实的东西——真实的爱情和童年的回忆；他们从小接受的一套道德、宗教和伦理标准彻底动摇，眼前又看不到新的道路。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这些参战青年整天无所事事，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酗酒，赌博，谈恋爱，寻找刺激。

 

时代要求我们唱歌，然后割掉我们的舌头。时代要求我们流血，然后锤打我们的伤口。时代要求我们跳舞，然后缚住我们的双手。时代终于亮出了伪装，这就是时代的要求。（傅正明　译）

 

就像当年的斯达尔夫人一样，斯坦因夫人的寓所成为这些从美国自我流放到巴黎的“迷途的羔羊”的精神避难所，她是他们的教母和导师，教这些刚刚出道的文学青年如何写作。有一次她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后来，他把这句话题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上，“迷惘的一代”作为一个流派，就这样正式定了名。

 

评论家们认为，了解海明威的关键隐藏在他在巴黎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1924）中。其中第一篇《在印第安人营地》具有自传色彩，预示了海明威父子日后的命运。尼克·亚当斯与其当外科医生的父亲一起去印第安人营地给一难产的妇女接生，9岁的男孩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死亡和创伤。在海明威日后的小说中，尼克·亚当斯的形象变换名字不断重现，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角色。这个形象具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心理上的创伤，由于过早地看到了流血和死亡，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童年的天真状态；其次是长期脱离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以致无法适应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这两个特征既是海明威的，也属于“迷惘的一代”。

 

《太阳照常升起》的书名出自《圣经·传道书》。“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虎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行原道……”

 

小说标题中的“武器（arms）”一词在英语中还有一个意思是“拥抱”（有一个中译本将此书题目翻译为《战地春梦》，兼顾了这两层意思）。

 

每个人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岛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角。人和人类是不可分的。所以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不论是谁死去，钟声为你而鸣。（吴劳　译）

 

一位评论家说，海明威扛着斧头走进语言森林，把一切繁枝败叶都砍掉了，只露出光秃秃的树干。

 

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海明威强调“客观描写”，坚持从视觉、触觉、感觉等着手，避免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老人与海》通篇采用的是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越是描写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叙述的语言就越冷峻。这种语言鲜明突出了老人那孤傲自尊、蔑视苦难与死亡的“硬汉性格”，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动，同时解放了读者的想象力，留给他们更多的回味余地。

 

小说中引用了不少基督教典故，深化了作品的象征意蕴。老人似乎是同外界没有联系的独立存在，他来历不明，身份不清。老人的名字“圣地亚哥”是“圣雅各”在西班牙语中的拼法，在基督教传说中，圣雅各原是一个渔夫，后成为耶稣在加利利海滨最早收的四门徒之一。小说开头时写老人84天没有捕到鱼，接着在海上历尽三天三夜的磨难，最后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按基督教的节期和耶稣事迹看，耶稣受洗后，被圣灵引到旷野中，禁食40个昼夜，加上基督教大斋期的40天和复活节前的“圣周”那7天，刚好是87天，最后3天刚好等于耶稣从受难到复活那3天。这87天的历程，似乎暗示了人生就是如此受难的循环过程，老人圣地亚哥代表着所有人经受了最苦难的历程，表达了海明威将人生视为一场磨难的观点。

 

◆ 五 俄罗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解冻文学

 

另一位年轻的诗人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也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生的共和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绞他的“大自然母亲”。这位曾经写下大量描写俄罗斯乡野田园的诗歌，被誉为“大自然的器官”的抒情诗人最后选择了自杀。

 

在帝俄时代，沙皇对哥萨克采取镇压和怀柔两手，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平日不用交赋税，但在国家有难时，必须服兵役。因此，哥萨克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士兵，既是劳动者又是压迫者。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还有另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主题。这个主题集中体现在主人公葛利高里身上。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作家从社会生活和私生活、战争和爱情两个方面入手，描写了这个卷入强大的历史事件旋涡中的年轻哥萨克的充满矛盾的性格和悲剧命运。

 

葛利高里性格上集中了许多矛盾：劳动者的美德和私有者的贪欲、哥萨克的偏见和革命的真理、人类的优美天性和野蛮的恶风陋习。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使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企图在白军和红军、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也正是这个既非正面英雄也非反面角色、难以归类的活生生的“人”，使这部革命年代的作品超越了以政治意图诠释人的命运的局限，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堪与《战争与和平》媲美的经典之作。

 

时间就像风吹弄马鬃一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吹走。圣诞节前，天气忽然暖和起来；连下了几天雨，山洪从顿河沿岸的溪谷中，奔流而下；积雪融化了的山崖上，去年的小草和长满苔藓的白石板都泛青了；顿河岸边的河水冒着泡沫，河水像腐烂的尸体变成深蓝色，膨胀了。光秃的黑土地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气息。雪水沿着黑特曼大道，沿着去年轧出的车辙潺潺流去。村外的黏土崖出现了许多新的滑坡。南风从奇尔河方面吹来令人困乏的烂草气味，晌午时分，地平线上已经像春天一样，升起淡蓝色温柔的阴影。村子里，篱笆边的煤灰渣堆旁边积了一片片荡漾着微波的水洼。场院上，干草垛边的土地也解冻了，腐烂干草的甜甜的气味钻进行人的鼻孔。白天，从结了冰琉璃的茅草屋顶上，顺着房檐滴着松香色的水珠，喜鹊在篱笆顶上凄凉地吱吱喳喳叫唤，冬天寄养在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院里的村社的公牛，被早来的春情折磨得哞哞乱叫。它用犄角顶篱笆，在被蛀蚀过的橡木桩子上蹭痒痒，摔打着皮毛像缎子似的胸部垂肉，在院子里乱踏着松脆的、浸透雪水的积雪。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解冻了。冰排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河心汹涌奔流。散离的冰块像睡梦中的大鱼，漂向岸边。顿河对岸的白杨被激动起来的南风吹拂着，仿佛在原地跑步似的，起伏、摇曳。呜呜呜呜呜呜……——从那边传来低沉的轰鸣声。（力冈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