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作者已死”是一个我始终没能适应的概念。一次又一次，当我打开一本爱不释手的书，“已死的”作者就会再度归来，缠住我不放：就好像阅读是一道将他召回的符咒，他徘徊的魂魄常在我心灵之眼前。阅读过程中，我全心都为捕捉这幽灵、了解他、“成为他”的热望所据。若没有“死去的”作者复活如初的想象，我就无法阅读。

最后，齐奥朗又在临终的可悲病症中避开了我的追问。这位风格大师此时只能用眼睛来说话了。这其中有一种残酷的诗性正义，因为他在《眼泪与圣徒》中沉思的神秘主义经验极为强调眼睛、强调对不可见事物的观看，以及寻求近切地认识一种超常的非经验实在。既然神秘主义的语言观念是悖论性质的——只有沉默才能涵盖无限和不可见者——那么，他此时保持沉默或以目传言也许正是得体之举。齐奥朗现在已是全然的局外人，正如他的众圣徒。其实在许多方面，他一直都是个局外人，但如今他向“幽微之境”的迁徙不留余地而且不可逆转。

他炽热的绿眼睛宛如两潭不属于此世的光源。

齐奥朗仿佛从远处聆听我，眼里燃起淘气的光彩，嘴唇紧闭。他已经从这个纷扰的世界中抽身，将文字的华美之袍留在我们手中，供我们大伤脑筋。我的作者并未死去，他不过是遁入了另一个世界，活在彼处，引诱、撩拨、挑战他的读者，刺激她奋起直追。从此我将跟随他，踏上读者寻找作者之途。初次发现他会是在哪里？

圣洁是“帝国主义的”，它“吸引我的是温顺之下隐藏的自我膨胀之谵妄，它那以美善来掩饰的强力意志”。

他视圣徒为部分的自我、自我的另一面，这些虔信的存在主义者“活在火焰之中”，而“智者活在火焰之侧”。他在书中与圣徒发展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

我们不再信靠圣徒。我们只是钦羡他们的幻觉。

他多次承认，他恨圣徒是因他们将无可救药的受难癖遗留给我们，因为苦难“只能是劳而邪恶”。

《眼泪与圣徒》是对于圣洁的沉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圣洁。也就是说，并非传统圣徒传中因德性而受崇拜的道者和英雄，而是以灵性高度著称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拥有关于上帝的私密知识，导致又一场“绝对在历史中爆发”书名《眼泪与圣徒》与罗马天主教传统中“眼泪的恩赐”有关。《灵修辞典》（ 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e）将“眼泪的恩赐描述为“一种复杂的现象，由特定的灵性情愫及其具体表征构成。此书列举了神圣之泪的三种类型：悔罪的眼泪（恐惧懊悔的净化之泪），爱（或恩典）的眼泪，为基督受难而同情哀泣的眼泪。13世纪早期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t. Francis of Assisi）开始，占主流地位的是最后那一类型的眼泪。

神秘主义“这一运动所朝向的对象超出了实际经验的限度”。它也是“对上帝之临在的直接而被动的体验”（《灵修辞典》）。这“运动”是一种逃避——通过祷告、默想和静观一逃离此时此地。其目标是与上帝归合其核心是道成肉身与救赎的奥秘，因为基督的人性被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凭着对受难基督的感同身受之情，人得以从“堕落”状态中获救脱身，与上帝归合，从而分有神性。眼泪被看作恩典的标记，上帝临在于人心的外部表征。对这恩赐的许多描述都强调眼泪不可言喻的甜蜜。而齐奥朗从一开始就把神秘主义话语拧了个倒转，因为对他来说，眼泪并不甜蜜，而是苦涩的:“当我探寻眼泪的起源，就想到圣徒。他们会是眼泪那苦涩之光的源头吗？”

欧洲神秘主义是暗含政治意味的宗教运动。它带有强烈的改革精神，这种精神成形于天主教教会官方体制的边缘，时时与之冲突；在这些圣洁的人看来，腐化堕落的教会已不再有能力悉心照料信众的灵性需求。

发轫之初

那是一种“临界”现象，肇始于现代性的开端，适逢统一的基督教欧洲行将瓦解之际，强大的世俗国家定型，新科学和新艺术的根基坐实。其结果是，“在一个分崩离析亟待修复的世界里，在一片衰落而‘腐败’的背景下，基督教激进主义的野心露出了端倪”（塞尔托原书，第14页）。面对基督教信仰崩溃、“基督教传统蒙羞”的情势，神秘主义者为重建真信仰奋而起行。例如，圣女大德兰和圣十架约翰都是其所属修会的改革家。他们就这样塑造了一种近乎异端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在迷狂和叛乱之间摇摆”（塞尔托原书，第24页）。

受难的淫乐

苦难是世人仅有的传记。

塞尔托在对神秘主义话语的分析中指出，圣徒著作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首句宣称意愿，开篇的“我愿”（volo）既是狂喜的，表明避世的决心，亦是苦行的，表明丧失的决心（塞尔托原书，第229页）。塞尔托写到，这种发愿的行动“vouloir”也是强力的行动“ pouvoir”。他援引了埃克哈特大师的一段神秘主义经典，大师写道:“凭这意志，我无所不能。”“我心所欲，必得。”（塞尔托原书，第170页）可是，圣徒想要占有并控制什么呢？齐奥朗说：“他们要征服的空间是天空，他们的武器是受难。”圣徒的“强力意志”没有特定对象。他们想要拥有无限（“天空”）和上帝：即，他们想要一场不存在，因为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上帝是惟一为了统治之利甚至无需存在的存在者。”于是，内在空间成了以意志为最高主宰的疆域，享受着不依赖于对象或环境的自律（塞尔托原书，第235～236页），内心或灵魂成了上演神秘主义戏剧的舞台，如圣女大德兰的《七宝楼台》（Las moradas））所示。

齐奥朗在《眼泪与圣徒》中全神贯注的正是这种既狂热又无谓的强力意志，想要去支配、去了解、去爱或者透过爱来了解的强力意志—它旨在一切，同时又旨在无物，即：上帝。然而，上帝对于圣徒来说是意义深远的虚空，对于齐奥朗来说却是缺乏意义的虚空，“上帝已死”，如同对于尼采。因此，本书批判了除徒劳而残忍的受难之外一无所获的强力意志。它既揭露又驳斥了圣洁的政治根基，最后将圣洁归入心理学或美学的范畴，因为圣徒终归是些顽固地否定表象世界的“未遂政客”。

文字始终是他内心执念的驱魔术。

米尔恰·武尔克内斯库既是《标准》文章的作者，也是新生代的一员，他评价说，众多年轻作家“在米尔恰·伊利亚德带领下”欣然接受全新的“苦恼灵性”，其主要特征是“清醒，负面，一种悲剧性的怀疑想要由一种新人类的启示来证明自己无效，可惜这种人还没被生出来”。

这些年轻的“当代”圣徒处于政治极度腐败和经济极度恶化的背景下，戚戚于强烈的终末感，卡在对失乐园的乡愁和对新耶路撒冷的不耐烦之间，被改革的欲望鼓舞着，但不幸，找到的政治寄托却是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

这个逆旅中的幽灵，在对知识满有把握的时代受到抑制，却从科学的确定性的裂隙中重新冒出头来，仿佛总是回归其诞生之地。”（塞尔托原书，第77～78页）

神秘主义的狂乱里糅合着近乎渎神的反讽。

在《眼泪与圣徒》里，齐奥朗将圣洁定义为“克服我们身为堕落受造物的状态”。在神秘主义观念中，圣徒占有上帝的意愿和救赎其实是同一回事。因此，救赎方案不必局限于灵性的范畴。

在一个失明的国度里，去征服光……

《眼泪与圣徒》的许多主题，是齐奥朗会在后期的成熟之作中一次又一次回归的主题：音乐，灵性，苦难，死亡，孤独，怀疑，绝望，颓废，上帝，以及虚无。

《眼泪与圣徒》那种暧昧不明而且时常自相矛盾的特性，源自它在两种对立的内驱力之间根深蒂固的彷徨—对满怀激情并放弃一切去信仰的强烈渴望（《罗马尼亚的变形》也充满了这种热望），以及不信的激情，即绝望。

书中的核心人物是齐奥朗所谓“未遂的神秘主义者”，“不能彻底抛开一切现世羁绊的人”。因此他说“神秘主义的成功秘诀是挫败时间与分别心”，但他又说“在永恒里我禁不住听到一口丧钟的哀鸣：此即我不敢苟同于神秘主义之处”——几乎半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德里达的《丧钟》（Glas）。“未遂的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骇人的怪诞角色：“对的激情在怀疑者的灵魂中，就好像天使被移植到麻风病人身上。”正如乌纳穆诺的殉道者曼努埃尔·布埃诺、陀思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或热内的罪犯圣徒，他们同属于存在主义弃儿的家族，永远游荡在历史与永恒之间绵延的无人地带。

齐奥朗那些未遂的神秘主义者得不到救赎。成功的神秘主义者把他们感到独自面对上帝的时刻当作出神的巅峰状态来赞颂，即圣十架约翰所谓“soledad en Dios”（西班牙语，在上帝之中独处）。齐奥朗却抱怨说他无法感到“在上帝之中得其所哉”，说他终身都会“在祂之中背井离乡”。对于“成功的”神秘主义者，上帝正是欲望的对象，是强力意志的目标，可是对于齐奥朗，无论他多么拼命地力求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去爱、去信，他的热情总是会被怀疑和绝望釜底抽薪。他纠结于尼采的断语“上帝已死”（齐奥朗说得更诙谐：上帝是“遍及宇宙的缺席者”）。他揭穿了众圣徒不可饶恕的幼稚：他们“从来不曾自问上帝之后怎样，为此我无法原谅他们”。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绝望——“我主啊，没有你，我是蠢的，而有了你，我会是疯的！”——以及他那存在主义的怀疑“怀疑将我带到祂那颗心的阴影处就止步不前了”——混合了一点儿虚张声势，一种罗曼蒂克的、撒旦式的姿态。齐奥朗说，我们的用途是取悦一位孤单的上帝，我们是“绝对者的可怜小丑”。但他以“在痛苦的狂乱中抵制上帝”的无畏行动，拒绝在上帝的娱乐节目里出演角色：“我，带上我的孤独，与上帝对峙。”

齐奥朗关于神秘主义的论述以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形象为核心，是对神秘主义话语的一种刻意为之的、亵渎的滑稽模仿。不信的神秘主义者的声音引入了一个新视角，即绝望的视角，从而为神秘主义经验提供了一副新腔调，蓄意而悖谬地歪曲其原意。例如，“天堂从绝望的视点看去”就成了“幸福的坟墓”。在神秘主义经验中，默想和祈祷是通向上帝的重要步骤，但它们对于齐奥朗来说正好相反：“必须对上帝朝思暮想，以便将祂耗尽，把祂变作一堆陈词滥调。”对于神秘主义者，活在上帝之中的是惟一真确的活法；对于齐奥朗，那是“存在之死”。

他最频繁的抨击目标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关键面向：受难，把效法人一神基督那种争胜的受难当作获得神性的惟一手段。神秘主义者的苦难有其预期的救赎内容，即达到在上帝之中的完美。而齐奥朗却放开伦理观点，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苦难，因为令他着迷的是“受难的淫乐”，而非受难的德性他视苦难为人类悲剧性境况中的基本要素——“苦难是世人仅有的传记”——而且漫无目的，因为在基督教关于苦难的固有观念中，苦难并不提供救赎的承诺，即便神秘主义无所不用其极。苦难，尽管齐奥朗从它背后看出了强力意志，却是毫无效用的，除了制造更多残酷而无意义的苦难之外一事无成。“自从意识被创造出来，上帝就出现在祂的真光中，成为又一份虚无。”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救赎的余地。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绝望，他的最高盼望的失落，以及通过乌纳穆诺所谓“生命的悲剧感”对此的克服，都采取了尼采对基督教的抨击形式。在抨击中，齐奥朗的语气一会儿刻毒一会儿挖苦：“我不知还有什么罪比耶稣的更严重了”；“终极残酷就是耶稣那种：在十字架上留下一笔血迹斑斑的遗产”；耶稣，“这嗜血又残忍的”基督，“幸亏死得早。要是他活到六十岁，给我们的肯定不是十字架，而是他的回忆录”。在一个段落中，齐奥朗回顾了基督教历史中的暴行导致的劫难，也预见到很快就要出现在自己祖国的暴行，他被宗教的暴力和苦难所慑，（早于乔治·巴塔耶的《欲神之泪》或勒内·吉拉尔的《暴力与神圣》好几十年）写道：“基督教乐见血迹斑斑的景象，它的殉道者已经把人世变成一场血浴。在这个血色黄昏的宗教里，崇高败给了邪恶。”

那些被上帝缠住的灵魂就像一泓朽败的泉水，半残的花朵与腐烂的蓓蕾杂陈其间，恶臭阵阵拂过。

成为一个来自乌有之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