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从一个视觉场面快速转换到另一个视觉场面，再从视觉场面转换到一则轶闻，再从轶闻转换到对异国风俗的描写：它们构成了一次持续爆炸的烘衬，这次持续爆炸包含种种刺激的冒险和行军途中无法预料的障碍。每个障碍一般都是由色诺芬略施诡计而克服的：每一座必须攻占的设防城市，每一支在公开作战中上阵与希腊人对峙的敌军，每一个必须横渡的峡湾，每一段坏天气——这些全都需要一点才智、一分悟性、一条妙计，且都是身兼叙述者、主角和雇佣兵领袖的色诺芬想出来的。在某些场合，色诺芬似乎是儿童漫画中的英雄，他总能在每一次事件中历尽艰险又死里逃生；事实上，就像在儿童漫画中那样，每一次事件通常总有两个主角：色诺芬与客里索甫斯是两个互不相让的军官，一个是雅典人，一个是斯巴达人，而色诺芬的办法总是更有谋略、更大方和更果断。

《长征记》的题材本身，更适合写成一部流浪汉故事或模仿英雄气概的传奇故事：希腊万人雇佣军是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为了远征小亚细亚腹地而以虚假借口召集起来的，其真正目的是推翻哥哥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二世；但他们在库纳克萨战役中被击败，小居鲁士阵亡，他们没有领袖，且远离祖国，必须想办法穿过诸多充满敌意的民族回家。他们只想回家，但他们一举一动都构成一种公共威胁：他们有万人之众，全副武装，饥肠辘辘，因此他们就像一大群蝗虫，一路抢掠和破坏，还有一大群女人跟在他们背后。

阅读《长征记》的秘密是不要错过任何细节，必须一点一滴全部入脑。每次讲话都有一个政治问题，要么关乎外交政策（试图与希腊人必须通过的地域的王子和领袖建立外交关系），要么关乎内部政治（希腊将领们之间的讨论，且可以预期会发生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互不相让的场面等等）。

色诺芬可以说是描写动作的作家的典范。如果我们拿他与最接近的当代作家——T.E．劳伦斯上校比较，我们会发现那位英国作家的技巧，在于让事件和形象罩上一层美学甚至伦理奇观的光晕，这光晕像积淀层，隐藏在散文的实际表面底下；而在这位希腊作家那里，准确而枯燥的叙述底下则什么也没有：严厉的军事品德就是严厉的军事品德，别无其他。

《长征记》有某种感染力：那就是士兵想快点回家的焦虑、身在异国的迷惑、防止分散的努力，因为只要他们还能聚集在一起，他们也就带着自己的祖国。这支军队卷入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在战争中被打败，然后得自找生路，想尽办法归国；现在的任务是开辟一条回家的途径，远离他们的前盟友和前敌人。

人可以沦为蝗虫，却能够在这种蝗虫条件下实施一套讲纪律讲礼节的行为准则——简言之，体现“风度”——并自认做到了；人可以一刻也不谈论自己是一只蝗虫这个事实，而仅仅谈论做一只蝗虫的最佳方式。

这支希腊军队在持续遭到伏击和攻击的情况下，跋涉于高山和峡湾，已无法分清楚到底怎样才叫受害者或压迫者；他们被冷漠或命运的极端敌意包围着，甚至惨遭屠杀。他们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近乎象征式的痛楚，这痛楚也许只有我们今天才能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