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纵观西蒙娜·薇依整个人生，可以发现，她几乎是用一种自虐的形式去追求她理想中的神圣与纯洁，甚至她所遭受的这些苦难还不足以使她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导致她感觉不到自己价值的第一个原因是，她有一个天才哥哥（她哥哥安德烈后来成为了一名数学家）：“十四岁时，我陷入了伴随青春期而来的那种绝望的深渊，因为自己自然禀赋的平庸，我真的想到了死。我那天赋异禀的哥哥，其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可与帕斯卡相提并论，使我感到了强烈的自卑。”

而强势的母亲又导致西蒙娜认为生为女性是极大的不幸。西蒙娜的母亲一直为“由于是女孩而不被允许进入医学院深造”耿耿于怀，她将这种因性别而遭遇的挫折转嫁至西蒙娜身上寻求解决：鼓励西蒙娜像男孩子一样，打趣地喊她“西蒙”，对别人说起西蒙娜时会称她为“我们的二儿子”。

因而西蒙娜通过廉价、便捷的服装向人们阐述平等主义：她的着装非常男性化，并且故意隐藏自己的女性之美。而在这种需要的背后，还有其个性中无比灰暗和悲剧的一面：她感觉自己没有价值、平常无奇、不够完整、不能被男人所爱。她对男性认同的力量之源是：尽管对性接触惊恐不安，她和男人却能成为无关爱情与性的、非常好的朋友，比和女人在一起要融洽得多。

这种感受不到自己价值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将她引向某种强烈而极端的受苦精神，又或许，这二者是并行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西蒙娜·薇依对受苦或磨难的模糊认识，而她早熟的政治意识和自我牺牲的倾向也在这段岁月里充分彰显：1916年，年仅7岁的西蒙娜·薇依决定不再吃糖，理由是“前线可怜的士兵无糖可吃”。几年后，她对《凡尔赛和约》羞辱战败方的做法深感震惊，并写“我的国家施予他国的羞辱比之承受的苦难更使我感觉痛苦”。

这种主动受苦的偏好在她的学生时代表现为半夜起来写作业。虽然也有客观原因在内：她的手很小，与她大骨架的身躯极不相称。这双手柔弱而笨拙，因此她写字潦草而且很慢，从来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按时完成写的任务。但毫无疑问，这样的习惯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在损毁她的健康。在一篇讨论亚历山大大帝一则轶事（为了表示要与士兵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干渴，亚历山大在穿越沙漠时，把士兵给他送来的一头盔的水倒在了地上）的论文中，她写到：“亚历山大如果喝了这水，他获得的福祉就会把他与他的士兵分开。牺牲就是接受痛苦，拒绝听命于自身的兽性，愿意通过主动受苦弥补苦难中的人们。每一位圣人都把水倒掉了，每一位圣人都拒绝了使他与苦难中的人们分开的一切福祉。”

西蒙娜的这种受苦精神，又与她对他者受难以及权力压迫的敏锐察觉紧密相关。在巴黎高师读大学期间以及参加工作期间，她都为工人授课，帮助失业工人家庭。在《压迫与自由》中，西蒙娜首次阐述了权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将成为她作品的首要主题。与霍布斯一致，她认为，所有掌权者都为保持掌控力而永远斗争，既与手下人斗，也与其他掌权者斗。由于权力的核心有这种矛盾，不可能实现任何稳定的统治。在她看来，权力“延伸到了可控范围以外；对能用权之处，都会发号施令；权力总会被放大运用……权力由权力物质基础的必然受限性与权力角逐的必然不受限性之间的矛盾构成。”她强调，历史的基本动力，正是这种权力角逐，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需要。权力角逐奴役弱者，也奴役强者。“人类历史不过是受奴役的历史，不论是压迫者还是受压迫者，所有人都被自己制造的统治工具玩弄。”

另外，她还具有某种近乎强迫的自制力：导师阿兰曾斥责她字迹潦草，于是当时16岁的西蒙娜·薇依开始刻苦练字，并专注于将字母连在一起写出完美的单词。

而当这种自制力爆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表现为自我伤害：为了改变自己缺乏运动的状况，西蒙娜·薇依加入了女子橄榄球队，经常伤痕累累地从球场上下来。最为极端的是，她的左手手背上很长时间里都留有一片像是烫伤的、很深的圆形伤口。她拒绝向他人透露这是如何造成的，但她的朋友们普遍认为这是她在熬夜的夜晚自己用烟头烫的，要么是测试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要么是对她自己认为的自身缺点进行自我惩罚。

这种身体力行亲历痛苦的倾向甚至驱使她将自己下放至工厂，体验了一年的工人生活。而这一年的经历对她而言是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甚至从那以后，她都视自己为奴隶：“这种奴役又两方面。一是速度：为了实现目标，你必须以比思维还快的速度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时间思考和想象。你必须得一天八小时麻木不仁，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退缩了，如同刀俎面前的鱼肉。人所有的知觉被剥夺殆尽。”“强迫自己。再强迫自己。每时每刻都要克服那种强烈的反感，那种深恶痛绝。快点儿。你得加倍提速。我一小时做了多少个了？六百。再快点儿。最后一小时做了多少？六百五十。铃响了。打卡下班，换衣服，离开工厂。身体空了，没了生命力；脑子空了，没了思想。心头突然涌起一股麻木的怒火，除此之外，只感觉无能为力、任人摆布。”而在所有文字里，最令人心惊的几句是：“如果不能赶在时间前面，你会害怕钟表。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住，就像游泳的人踩水。但要一直坚持游下去，直到你死的那天。然而不会有船救你上岸。”这关键一年里的遭遇还导致了她语言上的变化：早期作品中比较政治化的词语“压迫”（oppression）被“磨难”（affliction）取代，后者综合了肉体之痛、精神压抑和社会堕落。

在她所有自我牺牲的行为里，几乎贯穿一生的是——厌食。就像她7岁时说的那样，她认为外界还有那么多吃不饱饭的穷苦人民，因此自己也无权饱腹。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她对知识的渴求——贪知与厌食，这对组合蕴含了十足的悲剧张力。

经历过工厂生活后，西蒙娜对“工人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他们应得的正义”这个观念绝望了，她认为这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工人永远无法了解自己艰辛劳动的真正目的。“电灯，传送带，喧嚣声，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所有这一切都参与了把人变成工人的过程。”她还注意到，工业革命已经历经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通过科学使用惰性物质把生产转变成重工业”的第一阶段和“科学使用生命物质，即人类”的第二阶段。

之后的年岁里，在继续贯彻自我牺牲的信条这一点上，她仍旧走得比任何人都远。当西班牙爆发内战，她不顾一切前往前线：“在可能被杀死的这一刻，自己看上去从没这么美丽过。”她在西班牙内战中看到，这场战争已不再代表农民或工人的利益，而变成了俄罗斯和意大利、德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而当被滚烫的油锅烫伤腿脚之后，她不得不从前线退下。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她坚持在地板上睡觉。这种剥夺自己享受基本的舒适条件的行为，是要和那些为祖国而战的士兵保持一致，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保持一致。

在西班牙内战之后，她撰写了一篇名为“让我们不要发动另一场特洛伊战争”的文章，她认为，就像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一个虚幻的海伦——一个参战者并不在乎的人，当代战争也以无关个人的抽象实体名义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名义在发生，她写道：“威望没有边界，威望的满足始终建立在对他人尊严的侵犯之上。而威望与权力密不可分。这好像是个死胡同，人类若想逃脱，只能期待奇迹。”（在《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马克思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工会主义、法国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多重幻灭使她对政治活动日益疏远，也促使她更热切地寻求精神上的重生。这便是她日后想皈依基督教的引子。“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奴隶的宗教，奴隶们情不自禁要皈依它，尤其是我。”

西蒙娜·薇依人生的后半段几乎都与宗教有关，我对这部分不太感兴趣，故不再摘述。

1943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希望大增、其他人都为此欢呼雀跃的彼时，年仅34岁的西蒙娜·薇依却在对自由法国的极度愤怒，与对自己无法参与祖国反抗事业的悲痛中，于异国的病榻上，永远地阖上了眼睛——“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勇敢地逼视着眼前的人，带着探寻与好奇，却又显得唐突无理”。她的死不是主动自杀，而更像是某种冷漠和疏离——虽然没有很想死去，但也没有很想活着。

最后的那个房间，朝向南边，田野前方是大海，对岸即是法国。她最后的房间面朝她的祖国，她是多么开心啊！

“灵魂的永恒部分以饥饿为食。”

这句她生命终点前写下的话语，即是对她自身的完美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