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最早的《荷马史诗》完整手稿，是维罗伊森于178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里重新找到的《伊利亚特》。这部手稿非凡而迷人，共有654页大羊皮纸组成，书页上的竖琴状框纹理，绘有拜占庭式的英雄图像，还有注解。这本手稿被称作“甲抄本（Venetus A）”，是公元10世纪中叶的一位抄写员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

1887年冬天，在尼罗河谷西部法雍洼地（Fayum）的哈瓦拉（Havara），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开始发掘一座大墓地。他们的棺材由莎草纸糊成，在这些莎草纸上，弗林德斯·皮特里发现了一些文字。

为了弄明白这些文字的意思，弗林德斯·皮特里请来了他的老朋友、牛津大学亚述学专家阿奇博尔德·赛斯教授（Archibald Sayce）。挖掘工作开始后的第二年，赛斯教授如此记录道：

“沙漠里的流沙下面，满是写有希腊文字的莎草纸……这些似乎是官方抄写员办公室里的东西，却被风吹散在无尽的沙漠中。”

这仿佛是自雪莱的名诗《奥兹曼迪亚斯》里的场景，描述的是奥兹曼迪亚斯身后的世界：无尽的埃及沙漠里，古文献的纸片和碎屑随风飘零。

不久之后弗林德斯·皮特里就邂逅了那件无上的瑰宝：1888年2月21日早晨，他在一具无名女尸的脑勺下面发现了一大卷莎草纸——一个莎草纸枕头。

纸卷的外层已经破损，但当皮特里将其展开的时候，他仿佛钻进了一个蜂巢一般；翻过外层，他在展开的书页上认出了希腊数字12和80，还有“阿伽门农”“亚加亚人”“柯林斯”等人名地名。这个女人的陪葬品，竟然是《伊利亚特》的前两卷。这就是当时的情景——弗林德斯·皮特里在撒哈拉的风沙中读着《伊利亚特》的第二卷，荷马正在列举希腊人起兵前往特洛伊的情况。

这卷发掘于撒哈拉沙漠的《荷马史诗》，大概成文于公元150年，现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1888年8月，弗林德斯·皮特里为其诗文标上了行数）。书页左侧，一列大写的希腊字母清晰地浮现在莎草纸页上；词与词之间没有间隔，但丝毫不妨碍阅读和理解；一行行娴熟而自在的笔迹犹如连绵不断的海浪。这是可以随你前往身后世界的文字。每个字母的笔画都直中带弯，所以，相邻的字母“o”“u”“w”和“k”“n”“t”的上端连在了一起，其大气和美丽简直无与伦比。弗罗斯特·皮特里发现的其他同时期的手稿，其字迹要潦草粗放得多，书写的工整程度也有欠缺；但这都是荷马的不朽印记，可谓圣典，可谓济慈所说的“在我们想象之中的古代伟人，壮丽的命运”。

在公元前2世纪至3世纪之间，一大批亚历山大港的学者兼纂修官在当时埃及的统治者——托勒密王朝的资助下，编纂完成了一座荷马的丰碑。它的内容采集于撒哈拉沙漠的坟场，呈现在拜占庭的经典“甲抄本”上，后来流进了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济慈的心中。可以这样说：亚历山大港时期是一个狭窄的路径，早期的、别样的荷马从中穿过。

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并非仅仅是一个文献汇集地，与之相比，它要更积极、更有活力。它是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如果说那时的亚历山大港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话，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这个中心的发动机。托勒密王朝曾有圣旨规定，任何抵达亚历山大港的船只，只有在检查了船上的书籍之后才准入港。船上的每一本书都被逐字逐句一字不差地抄写下来，并归入“来自船上”的目录之下。有时候，图书馆的馆员甚至会将原本扣留，只将抄本返还船上。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希腊文化的知识库，其中收藏着雅典悲剧的剧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它的设计和运转却是近东式的。数千年里，伟大的近东国王们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着这个图书馆兼档案馆，就其规模而言，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得望其项背。亚历山大港将巴比伦、尼尼微与雅典、斯巴达融合到了一起。

在图书馆里工作的，是国家供养的30～50名学者；为首的是国师，在他的带领下，馆员们搜刮收集着地中海地区的所有书籍：巫术、音乐、玄学、动物学、地理、宇宙学，以及其他巴比伦人、犹太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智慧结晶。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中央知识库。它是一种文化统治方式：通过控制文字来实施专制。

到公元前1世纪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藏已达700,000卷，其中120,000为诗和散文，全部以亚麻或羊皮做封，加书标、编目之后收藏起来。

这种工业规模的文化帝国主义行为，在《荷马史诗》上留下了印记；而与其他版本相比，亚历山大港的《荷马史诗》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甲抄本”书页上加上了大量的页侧注解。

这些亚历山大港的编纂官们，他们把自己局限在“评注”而非“裁接”上面，只想把荷马弄成“妥当”的样子，为他“杀菌消毒”，将他变成一种管理有序的城市所能接受的样子，将他改装得庄严高贵，以供撒哈拉沙漠的那位无名女士的家人将其放在她的枕下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