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 以下摘自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

《祖尼人的神话》（Zuni Mythology,1935）

《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1940）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

《文化模式》是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分八个章节，前三章依次阐述了“关于习俗的科学”“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整合”，第四章至第六章则以三种不同的文化为例揭示了文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在各个行为领域的表现。最后，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本尼迪克特讨论了“社会的本质”及“个体与文化模式”。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强调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和相对论。此外，她将个体心理学的概念运用于团体的分析，从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创了集体心理学的研究。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于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之外的社会进行严肃的研究。而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家应当具有的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将不同社会的习俗（包括我们自己的）看作解决同一社会问题时的不同的社会范型，而不存在轻重厚薄之分。她说，每个人在看待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而这一切都得之于个体所生活的社群传统。

本尼迪克特看到，由于西方文明凭借先进的运输工具和发达的商业布局得到较广泛的流传，白种人便把人类本性看成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准则等价，而忽视了这种一致性毕竟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种总要把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一般行为，把自己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的观念可以回溯到一个古老的命题上：“我自己的”封闭性群体与外来人具有种的差异。在现代社会，此一命题找到的种种表现形式涉及宗教、种族等诸多领域。

现代生活已把多种文明置于密切的关联之中，而与此同时，对这一境况的绝大多数反应却是民族主义的和带有种族上的好恶的。

各种传统风俗的最后形式在更大程度上依于文化各种特征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以梦幻为例，在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高原部落里，梦幻的体验与青春期性成熟仪式结合；而在南部平原，它则与克兰组织联系在一起；最后，到了加利福尼亚，梦幻却成了萨满术士的专业担保。因此，本尼迪克特告诉我们，文化诸特征的相互交织既有发生，也有消失，而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这些特性的性质、命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的历史。并且，由于这种可能的联系是无限多种多样的，任意以一大批这样的联系为基础便可建立起适当的社会秩序。

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应，行为中的各种不同方面也形成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换言之，指向生计、婚配、征战及敬神等方面的各色行为按照在该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无意识的选择标准而纳入一种永久性模式。本尼迪克特认为过去大多数人类学家研究的弱点正是太过专注于分析文化的特性而忽视了文化作为合成的整体这一事实。整体决定着局部，认识行为细节之意义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在文化中规范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作为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研究那些活着的文化的完形。因为正是这些完形在文化特性的嵌入过程中赋予了其形式和意义。

在上述篇章所倡导的相对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关怀之下，本尼迪克特用全书3/5的篇幅逐一展开论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以及美洲西北海岸的已经消失了的克瓦基特尔人。

普韦布洛人是一个讲究礼仪的部族，他们把庄重和不与人为害的价值看得高于所有别的德行。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他们那种丰富而复杂的礼仪生活。普韦布洛人主要拥有三种不同的礼仪结构：祭司、扮神祭典及各种巫术社团。事实上，对他们而言，再也没有哪一方面的生活内容可与舞蹈和宗教的典礼媲美。普韦布洛人具有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文化，没有更多的兴趣去注意那些个人所关心的事情。在亲属制度方面，本尼迪克特告诉我们，普韦布洛人是那种在礼仪上统一于神圣偶像的所有权和照管权的母系家族。这个社群有永久而重大的共同关系，但不具有经济上的功能。男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是从他作为养家糊口的人的地位中衍生，而是看他和这家人所崇拜的圣物的关系。至于经济事务的方面，所有传统的做法都倾向于尽可能减小财富在礼仪特权的行使方面的作用。对于普韦布洛人而言，声望来源于个人在礼仪中充当的角色。因而，“有身份的”人家，总是拥有永久性偶像的家庭，大人物就是担当了很多礼仪角色的人。

本尼迪克特认为普韦布洛人都是阿波罗式的人，他们总是持一种中庸之道，循规蹈矩，任何冲击了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的风俗中都是不相宜的而且极受轻视，而这些东西中最大的就是个性。与之形成对比的北美的其他印第安人则都是酒神式的（尽管它们各自也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他们崇尚一切极端的体验，崇尚一切人类可以据以突破日常感性规则的手段。对这些体验，他们赋予了最高的价值。

处于这一区域群中心的是一个要求别样行为的群体——“苏苏”，由同一母系血统及其各辈女性的兄弟构成而绝不包括这些兄弟的子女（他们属于各自母亲的村庄）。这个群体继承不断，协作永存。苏苏通常与近亲苏苏一起居住在自己的村庄里，拥有自己的田园、房产和公共墓地，严格地奉行独居的习俗。由于对妒忌巫术的危险十分敏感，多布人从不允许外人出现在他们的村子里。

多布人的婚姻有两个要求：夫妻共同居住，以及共同负担他们自己及其子女的口粮。这在西方文明中是再基本不过的，但是在多布却成为必须正视的难题并常常导致婚姻的破裂。首先是夫妻共住的问题。因为夫妻要各自忠于自己的苏苏，多布人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婚后直到去世，夫妻双方轮流在两处居住——一年在丈夫村里，一年在妻子村里。然而，在住在配偶村里的这一年期间，那些外来的男女总是成为一个蒙受耻辱的角色：他们永远是这个村庄的局外人，在村庄主人面前忍气吞声甚至不得不面对配偶与同村“兄弟”或“姐妹”通奸的凌辱。其次，共同的经济负担也同样麻烦，因为这里通常卷入了那些基本权力及巫术特权的冲突。在多布，所有权的极端排他性最强烈地表现在有关对甘薯的世袭所有权的信仰上。每个苏苏世代所种的甘薯品种是确定不变的。因此，即使是已婚夫妇，他们也必须分开，各自耕耘自己的田园，播种自己世袭的薯种，并用各种苏苏族系所个别密藏的巫术符咒来催生助长。这样，任何一方土地的歉收都会引起对方的极度不满，而且会成为婚姻纠纷和离婚的原因。

多布人在其婚姻前景中表现出来的妒忌、怀疑，以及所有权的强烈排他性同样充分反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多布人相信：没有巫术，在任何生活领域都不能获得成果。巫术咒语是如此重要，可是那些程式从来都是不公开的，即使在苏苏内部也只是极严格地挑选个别人来把巫术世代相传下去。这种矛盾导致获取巫术程式的激烈竞争。多布人“汝失吾得”的信条和恶意在巫术咒语的内容上同样得到体现：施用在甘薯上的符咒就是为了诱惑别人种的甘薯停留在自己的地里，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偷窃；“致病符”则是给占有它们的人制造一种机会，可以率直发泄该文化所允许的恶意。而有权有势的巫师所使用的致命的诅咒——“威达”（vada），更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强调了多布风俗中那种极端的恶意及其最终结果的恐怖。

多布人在死亡面前的直接反应就是想到一个替死鬼，而这个受害者通常是死者的配偶。他们相信，同床共眠的夫妇应对一方的致命疾病负责，或是丈夫用了他的致病符咒，或是妻子用了魔法。因此，夫妇一方患了重病，夫妇双方必须立即搬到患者的村子，这样，活着的配偶就落在死者苏苏的掌心里。他（她）将受到严格的管束，要做出无偿的服务，直到生者的克兰给死者的克兰以更多的报偿为止。

在多布，盗窃和通奸就是那些受人敬重的人所用的极有用的符咒的目的。多布社会缺乏合法性，背信弃义是他们的伦理观。多布的生活酿成了敌意与恶意的种种极端的形式，他们把这种恶意归咎于人类社会和自然力量。在他们看来，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争夺每一份生活之必需品而相互倾轧。在这样的争斗中，猜忌和残忍是他们所信奉的手段，他们绝不怜悯别人，也绝不想得到别人怜悯。

西北海岸的婚姻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达成一种商业交易，而且都遵循着同一种特有的规则。首先是新郎为新娘付出聘金，这个过程通常是和铜币买卖的情形一样步步涨价，直到新郎拿出的财产压倒岳父家的，显示出自己的高贵。然而这种场合所带走的并不只是新娘，更重要的是她有权传给子女的那些特权（在有些例子中甚至不必有真正的新娘，一个渴望得到特权转让的人可以假婚——娶岳父的“左脚”“右臂”或其身体的别的部分）。等到新娘的子女出生或成年的时候，还债的机会就到了，岳父必须通过一个固定而富有戏剧性的礼仪偿还数倍于聘金的财产，同时，还要给予女婿一些名头和特权，也让他有权把这些东西传给外孙，这些都成为女婿的财产。这样，西北海岸的婚姻其本质上变成一种转让特权的形式上的方法。

一切灾祸都是使人遭羞辱的事情。对于小灾小祸，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用分财来消除耻辱，重建优越感；而面对大灾大难，一般就要举办冬庆礼，取敌首级，要么就自杀。总之，对于克瓦基特尔人，他们所认可的全部情感——从成功到耻辱——都最大限度地夸张了。成功就是无限制地着迷于狂妄自大，而耻辱则成了死亡的原因。

在所有有关社会习俗的研究中，事情的关键在于有意识的行为必须通过社会的接受这个“针眼”，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下的历史才能给出一个社会的接受及拒绝的说明。因而任何对于文化的构成性的解释既依于心理也依于历史。本尼迪克特反对用生物学的遗传、种族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特性。她坚持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只是利用了所有潜在的人类意图和动机所形成的大弧形上的某个片段。而这种为每一文化所选择并用来创造自身的意向则比其他以同样方式所选的技术或婚姻形式的特定细节要重要得多。所以，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不是风俗而是支配着这些特性的文化的完形。

社会从来就不是一种能和组成它的个体分开的实体。没有个体参与的文化，个体就根本不可能去接近他的潜在的那些东西。相应地，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因此，强调文化行为并不是否定个体主动性。而有关个体的问题不是以强调文化与个体间的对抗来解决的，而是要强调二者的互补。

同性恋和阴魂附体在西方文明中被视为反常，然而在美洲印第安人的观念里，同性恋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受到尊重；而阴魂附体正是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产生权威和领袖的唯一途径。这些例子说明：文化，在社会上，可以对那些极不稳定的人类形态进行评价，也可以使之变得有价值。

由于任何社会都按照它的主要偏好，增加甚至强化歇斯底里、癫痫、妄想狂的症状，而同时，整个社会又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自我炫耀的个体。由是，每个文化中都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变态者，他们代表了那种局部文化形态的极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