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从新大陆发现到19世纪末，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土地已被西方列强分割完毕，沦为后者的殖民地。政治上的从属地位意味着话语权的失落。东方的声音被西方遮蔽了。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己积极主动地完成传统社会和文学表述模式的现代性转型，要么通过西方语言—文化提供的发言平台，通过西方强势语言说出本土的感觉、情绪和理想。近代亚洲的两个国家，日本和印度，分别走了这两条道路。

◆ 一 日本：文学近代化之路

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他以他的代表作《浮云》（1887）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新纪元。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内海文三的知识分子的遭遇，表现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制度下的苦闷、烦躁和动摇。内海文三既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又无力抗拒它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成为一个具有东方色彩和特征的“多余人”。

岛崎滕村（1872—1943）的长篇小说《破戒》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第一部划时代作品。

如果说，岛崎滕村的《破戒》更多表现的是自然主义的积极面，那么，田山花袋的《棉被》则更多反映了其消极面。

《我是猫》（1905）构思独特，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我是猫》反映的是明治维新以后处于中间状态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心态。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学习西方，寻找个性，呼唤自由，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日益成为社会主流；另一方面，东方固有的价值观、文化观与风尚习俗，在抗议中沉没，在沉没中挣扎。苦沙弥、寒月、迷亭、独仙等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面对新思潮，既顺应，又嘲笑；既贬斥，又无奈；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嘲笑。

1911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受外来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的消化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 二 印度：东方诗歌的魅力

印度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民族。北部主要用印地语，东部用孟加拉语，中部用乌尔都语。

近代印地语文学重要作家有赫里谢金德尔，他的《印度的惨剧》被誉为印地语文学的第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近代印度孟加拉语文学的创始人是般吉拉·钱德拉·查特吉，著有历史小说《将军的女儿》和《毒树》等，其中《毒树》第一次提出寡妇改嫁问题，引起极大社会反响。萨特拉·钱德拉·查特吉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泰戈尔，他的自传体小说《斯里甘特》被认为是印度现实主义文学中有影响的作品。

近代印度文学最伟大的代表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

像许多近代东方知识精英一样，泰戈尔也面临如何看待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融合的问题。他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反对盲目排外复古，认为应该融合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出一种更新的文明。在印度传统哲学和宗教中，他找到了泛神论，试图从古老的“梵我合一”思想出发，追求美和善的境界、人与神的融合；在近代西方思想中，他找到了人道主义博爱思想，认为爱是人类的理想、宇宙最根本的原则；从博爱论出发，他大力宣扬“爱”和“互信互助”，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这种思想在《吉檀伽利》中得到了圆满的体现。

用《泰龙尔评传》中的话来说，在泰戈尔诗中，神是朋友，兄弟，同志，新郎，鲜花，舵手，但他主要是一种照亮了天空，使得大地上的泥土萌发出无数小草，喷发出鲜花和枝叶的喧嚣浪涛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他隐蔽于万物的心灵之中，但是他又滋养着种子使其萌发，滋养着蓓蕾使其开花，还滋养着成熟的花朵使其结出丰硕的成果。诗人模仿孟加拉农民歌手，把天神当作情人和朋友，歌唱“我的心上人”，并且“到处寻找他”。诗人在黑暗的雨夜中，在汲水的少女旁，在大朵大朵掠过天空的乌云中，在唱着倦歌的鸟儿和沙沙作响的楝树叶子中，都听到了神的脚步，看到了神的形象。

光降的微馨

生命是湿婆的舞蹈，是生与死、昼与夜、涨与落、再生与毁灭交替的宇宙的韵律。生命被想象为在彼岸挥手的船工的召唤下沿河而下的旅程；生只有通过死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在没有达到这一终极之前，分离的痛苦将会永远笼罩着天空。死亡可能并不比生命更可怕，它或许只是生命的另一面或另一种存在形式。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比作一间房子，当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就交出房门钥匙，前往未知世界。

《吉檀迦利》的孟加拉原文充满着微妙的韵律，种种无法翻译的色彩的优美，和格律上的创造，但翻译成英文后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是，正是通过英语这种强势语言，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东方人，被遮蔽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声音才被西方，从而被整个世界听到，这是一种矛盾，一个悖论，还是一个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