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于是，资本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三位一体，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原先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单一化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等情感的神圣激发，统统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也渐渐冷却，被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描述取而代之。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并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中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身居大城市的人不知小村落中重复单调的生活；小镇的居民也无法想象大都市里多姿多彩的人生。小说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识字的大众每天必看的读物，犹如报纸或圣经。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似乎注定是现实主义的。它只有使自己描述的事件像是真的发生过，使它塑造的人物真的就生活在周围一样，才能赢得读者的眼泪和同情，从而获得市场销路。这样，小说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同时，自己也成了资本时代的一种特殊商品，积极参与了对这个新的现实的建构。

◆ 一 法国：个人奋斗与风俗史写作

一些学者认为，“红”与“黑”指的是主人公一生想穿或穿过的两种不同颜色的服装：拿破仑龙骑兵的红色军装和天主教会修道士穿的黑色教袍；同时，“红”与“黑”也象征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及主人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于连生活在拿破仑垮台和君主制复辟交替的时代，从其性格本质上看，这个平民出身的年轻人向往的是热血沸腾的拿破仑时代，通过驰骋战场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出于现实考虑，他不得不走上一条复辟政府和教会鼓励的道路，即试图通过勤奋自学，从修道士晋升到主教，进入上流社会。于连徘徊在两者之间，摇摆于理想追求与现实诱惑之间，最后堕落为一名杀人犯。

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他的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没有自暴自弃，一直坚信自己的创作具有充分的历史价值。他说，他是“为少数幸运者”而写作，为20世纪的读者而写作。他的预言已经被证实。当年出版后无人问津的《红与黑》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走红的小说之一，被译成各国文字。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不断出现。对《红与黑》的研究已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尼采曾赞扬说，司汤达以拿破仑的步伐跨越了整个欧洲，惊醒了几代欧洲年轻人的心灵。有一位美国批评家说得更干脆，“我们与司汤达的关系永远不会完结，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高的赞美了”。

像司汤达一样，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他在书房里放着一个拿破仑雕像，上面题着自己的誓言：“彼以剑锋创其始，吾以笔锋竟其业。”

◆ 二 英国：工业革命、小资温情与女性写作

卡尔·马克思愤怒地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创造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昧和痴呆。”这就是人的“异化”。

之后，以狄更斯为首的一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崛起。他们在这个交织着富裕与贫困、幸福与残酷、光荣与血腥的时代，以“暴露性的雄辩的篇页给世界宣示了比所有职业的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合在一起还要多的真理”，成为“现代英国小说家中最辉煌的一派”（马克思语）。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宋兆霖　译）

我看见巴萨、克莱、德伐日、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被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们身上升起，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灿烂的民族从这个深渊中升起。在他们争取真正的自由的奋斗中，在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之中，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前一时代的邪恶（后者是前者的自然结果）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

1961年，一位来自英国前殖民地多米尼加的女作家简·里斯写了《简·爱》的前篇《藻海无边》，从后殖民角度讲述了罗彻斯特妻子伯莎的故事，为在《简·爱》中遭受不公正的“缺席审判”的疯女人辩护。

1979年，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古芭写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利用这个疯女人的形象阐述了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传统，从而进一步引发了现代读者对《简·爱》的兴趣和讨论。

因为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和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把我你分开，而你，却出于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

评论家们认为，丁尼生的《悼念集》和弥尔顿的《黎西达斯》、雪莱的《阿童尼斯》具有同等地位。

◆ 三 俄罗斯：从“谁之罪”到“怎么办”

如果说，农奴制废除前俄罗斯文学的总主题是“谁之罪”（批判农奴制的罪恶），那么农奴制废除后的主题则可以用“怎么办”（揭示俄罗斯的前景）来概括。

此时，贵族知识分子已经无力承担，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在文学中，“多余人”系列形象逐渐被“新人”系列形象所取代。

服膺

“阿尔扎玛斯的恐怖”预示了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来临。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太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傅雷　译）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给我们描述了这位殉道者般的智者和作家临终时的情形：……在他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而在嚎啕的哭声中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引人注意的是，托尔斯泰有意选择了以卧轨自杀的方式来安排安娜的结局。冷冰冰的铁轨匍匐在俄罗斯大地上，象征着一种外来的、强大的、邪恶的力量。它不仅侵入了俄罗斯大地，也侵入了俄罗斯人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安娜勇于追求个人爱情的思想和行动正是西方价值观入侵的反映。因而她的毁灭是必然的。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一首诗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心态：

刚一感到阴冷的死神 

和它双唇的亲吻， 

他那备受折磨的心啊 

竟把生命眷恋的更深。 

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就是 

那个千年前被诅咒， 

被钉上十字架的伟大的 

殉难者和被俘的人 

哪怕面前是一杯苦酒 

他也要一饮而尽， 

以求在死神的亲吻中 

因痛苦而眷恋生命。

（张德明　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为贫穷、死刑、苦役、充军、恫吓所困。这使得他对人类的苦难有着异常深刻的体验；他的作品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人类心灵的苦难史。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穷人、醉鬼、罪犯、小偷、乞丐、妓女、赌徒、白痴，总之，是边缘的人物、病态的性格，作家着重写他们的内心分裂和痛苦。什克洛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每个人灵魂的地下室，他是每个人同时兼备的利己和犯罪素质的窥密者。他描写的痛苦是全人类性的。他不仅看到大人物的痛苦，也看到小人物们的痛苦。”换个角度，我们也可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世界的但丁。不过，但丁写了《地狱篇》和《净界篇》后，还写了《天堂篇》，展示的是一个神圣的圆满的喜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地狱和炼狱，没有写天堂，只是写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这就是人的良知和忏悔意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毫无疑问，在这位伟大的创造者的下意识甚至意识中，无时无刻不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一种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仅仅是疑心病性的。这与他的病，那种神圣，神秘莫测的病即癫痫有关。他从年轻时就得了这样的病。他是一个癫痫病人，随时会抽搐着陷入痉挛状态的神经质的人，“他是那样的敏感，觉得他好像已经被剥了皮，吹一口气也会给他带来疼痛似的”。

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她自觉地为人类受苦，对人类怀着基督的爱。正是在索尼娅的感化下，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决定去自首。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苦难跟她相比简直太渺小了。他跪倒在索尼娅脚下，对她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膜拜。”

法国作家纪德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光从唯一的一个炉灶中发出来，而在其他作家的小说中，光是均匀地漫射出来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它们没有影子。但在陀思妥耶夫斯的小说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中，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他喜欢的是阴影状态，喜欢描写深渊。”

◆ 四 美国：冒险与野性

本书作者奉兵工署长G.G指示，特发布命令如下：企图从本书的记叙中寻找写作动机的，将被提出公诉；企图从本书中寻找道德寓意的，将被判决流放；企图从本书中寻找情节结构的，就被就地枪决。

（张友松、张振先　译）

河上世界与岸上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自然与社会、文明与野蛮、自由与约束等多种两律背反的关系。

从原文欣赏小说的读者，也许可以仔细琢磨一下江湖骗子“国王”口里把另一个江湖骗子勃里奇华特（Bridgewater）公爵念成了毕奇华特（Bilge—water）公爵。三个字母之差，“桥下之水公爵”变成了“舱里之水公爵”。桥下的活水又清又亮，可船舱里的积水又脏又臭。这样的幽默叫人发笑，给人愉悦，作家对骗子的鄙弃之意尽在不言中。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林肯解放了黑奴，马克·吐温解放了作家。”

在他笔下，铁路成了巨大的章鱼，它伸出的无处不在的触角正在扼杀中西部大地上象征生命的小麦。这是土地力量和机械力量之间的斗争，没有道德可言，起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的供求关系。

“归”（called back）——这是1886年5月狄金森临终前留给她两个小表妹的一封遗书，短短两个词构成了一首短诗，不仅意味深长，而且蕴含了诗人拥抱死亡的坦然心境——死是生的归宿，死只是被上帝召回。她的生命过程是一个诗化过程，一个完整而又迷人的诗化过程。

◆ 五 北欧：童话世界与妇女独立宣言

挂一漏万

“谁想要了解我，必须了解挪威。那雄伟而严峻的北方环境，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农场之间相隔几英里之遥——迫使他们只能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变得内向和严肃，忧虑而怀疑，并且往往丧失信仰的原因。但人们又都是哲学家！在那里一旦漫长黑暗的冬天降临，就会使房屋终日被浓雾笼罩。啊，他们是多么渴望太阳。”

德国的莎乐美把娜拉比作一只自由飞翔的野鸭：飞翔的姿态本身就是一切，哪怕就此坠地死亡也是值得，颇带着一种悲壮的色彩，“在模糊颤动的轮廓中，梦幻似地在它面前浮现了现实的图画……饥渴的眼睛正对着太阳搜寻，带着垂落的翅膀孤独地跌落在圣诞枯树中间的怨鬼堆里，谁能说处在这个梦境里的野鸭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呢？”

事实上，在许多场合，易卜生更强调的是个人的精神独立，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说娜拉是家庭中的玩偶，她背后的牵线人小时候是父亲、结婚后是丈夫，那么海尔茂也并不见得比他妻子有更多的独立性，他也被这个强调成就、名利、地位、面子的中产阶级社会牵制着，正是这种种牵制使他成为一个隐性的玩偶，并因此而对娜拉做出许多不应该做的事。看来，男性和女性只有携手并进，以独立之精神和决然之行动，共同向传统社会和陈腐观念发起挑战，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真正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