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门（1941） 

请打开那扇门，我们将看见果园，

喝园中冰冷的水，水中有月的踪影。

长路在燃烧，那异邦人的死敌。

我们无知地游荡，找不到一处地方。

 

我们想看见花儿。渴在这里临在。

我们就在门前，等待，受苦。

我们会亲手打碎这门，若有必要。

我们挤啊推啊，门栏却太牢固。

 

惟有徒然地焦灼、等待和张望。

我们望向那门；它紧闭，不可撼动。

我们紧瞅着它，在折磨中哭泣；

我们总看见它，难堪时光的重负。

 

门就在眼前，想望又有何用？

不如离去，就此抛却希望。

我们永进不去，我们倦怠看见它

从前门启开为万般寂静放行，

 

果园和花儿不曾那样寂静；

惟有无边的空间承载虚和光，

瞬时历历在场，填满人心，

清洗在尘烟中近盲的双眼。

《门》作为开卷语最早发表在1962年的《关于神的爱的无序思考》，并附有题铭：“尘世是关上的门。一道屏障。同时又是通道。”

整首诗共五节，每节由四行诗构成，遵守交叉韵（以首行为例：vergers和etrangers押韵，trace和place押韵）。每节的中心思想大致如下：

第一节：人类在大地上流亡，像异邦人，找不到安顿之处，又丧失对“果园”的记忆。

第二节：在生存的困境中抗争，拼命敲门，但门禁闭不开。

第三节：采取另一种姿态，不再徒然敲门，转而毫不妥协地看着那扇门。本节每行诗中均用了一个与“看”有关的动词（ regarder［张望］/regarder［望］/ fixer lesyeux［瞅］/ voir［看见］）。然而，这种新的努力亦是徒然。

第四节：彻底放弃希望，承认永进不了门。就在此时，门自行打开（注意，动词由现在时变成简单过去时）。

第五节：门后没有预想的花儿、果园、冰冷的泉水，而是一片寂静，一个充满光照的实在。

简单地说，整首诗传达了两层意思。首先，人类在门前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是徒然。其次，门不会因人的意愿而开，门内的世界也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

“尘世是关上的门。一道屏障。同时又是通道。”这句题铭后来收入《重负与神恩》的“中介”篇，并紧接以下文：

在两间相邻的牢房里，两个囚徒以掌击墙传递信息。墙将他们分开，却又使他们得以交流。我们和神也一样。每种分离是一种联系。

再清楚不过。门隔开的这两个世界，一个属人（“我们”），另一个属神。这两个世界的交流，不是人主动寻求神，而是如薇依在《基督精神预象》中的标题所示：“神寻求人。”

里尔克用法语写过七首《果园》。在第一首开篇，他声称自己胆敢用“借来的语言”（langue pretee）写作，以来，这个“未经雕琢”（rustique）的字绝无仅有地纠缠着他的灵魂。

“果园”是什么？我们不可避免首先想到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所立的那个园子，那个长满果实、有清泉流过的园子，自从亚当和夏娃这对祖先被赶出以来，确乎长久纠缠着人类的灵魂。

《创世记》中的这段叙述人人皆知。神为人造了园子，人又被永远赶出家园。这两点像是老生常谈，却值得我们一再注意。里尔克的说法很巧妙。他对“果园”做出两个充满辩证意味的界定：倾覆［一切］的虚空（un vague qui chavire），或捍卫［一切］的禁地（un cloture qui defend）。

在法语中，vague用作阴性指波浪，用作阳性指虚空，里尔克在这里用的是阳性，却以形容波浪的倾覆性加以修饰，手法很巧妙。同样， cloture既是围墙，也是围墙内的禁区。

在薇依的诗中，果园恰恰兼具这两层含义。第四节中，果园就在眼前，却永进不去（“禁地”）；第五节中，在某个神性临在的瞬间，果园幻化成承载虚和光的无边空间（“虚空”）。

俄耳甫斯秘教铭文：

你将在哈得斯的左边看见一汪泉水，

有株白柏树伫立在不远处：

不要靠近这泉水，在旁边就好。

你还将看见另一汪泉，从记忆的湖

涌出冰冷的水：园丁们看守在前面。

你要说：“我是大地和布满星辰的广天的孩子，我是天空的后代。这一点你们都知道。

我如此干渴，我已死。快些给我

从记忆之湖涌出的冰冷的水。”

依据上面这段铭文，入会者到了冥王哈得斯的领土，暗示着灵魂已“死”，正走在地府。他必须走到记忆女神的湖边，对看守的园丁念固定的咒语，才能喝林中“冰冷的水”，获得救赎。

这个喷涌着冰冷的水的所在，有时还被称为“珀耳塞福涅的树林”。珀耳塞福涅还是经历“三生三死”的狄俄尼索斯的母亲。在薇依的解释下，长着牛角的狄俄尼索斯神恰恰是月亮的化身。这样，我们不难理解第二行诗中连在一起的两个晦涩意象：水中的月，犹如珀耳塞福涅怀抱中的狄俄尼索斯，是死中复活的隐喻。

薇依本人的笔记证实了这一判断：

日与月，是独一、同一的神。夜里日化身为月。这是同一种光……清澈的月华，让人不禁要畅饮。“从记忆之湖涌出的冰冷的水。”一种经历死亡的光。

果园作为有死者的禁地所含带的隐喻和哲思，同样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踪丝。

俄耳甫斯秘教传承了另一段神话。由于赫拉妒恨，宙斯之子狄俄尼索斯被提坦们撕成碎片，吞吃了血肉。宙斯在狂怒中以雷电轰击提坦。从提坦（含带狄俄尼索斯）的余烬生成人类。人类因此具有双重天性：提坦的属人部分和狄俄尼索斯的属神部分。

古希腊人相信，“人和神有同一个起源”。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人与神的无尽距离”：“古希腊人受尽这种距离的纠缠，整个希腊文明就是这么形成的。”在世俗的尘烟中，人类离神圣渐行渐远，乃至遗忘自己的神圣起源。人生沦为一场无知的游荡，迷了路，遗忘了故乡。薇依在解释上述铭文时说：“人生是一次遗忘。我们在尘世中遗忘超验、超自然的真实……救赎的条件是干渴。必须渴求这个被遗忘的真实，乃至感到干渴而死。”干渴产生欲求，让人睁开近盲的双眼，看见世界和自己。干渴让人欲求远古的果园，欲求在苦难的尽头获得喜乐，欲求神性在有死的人生中显现。

不论希伯来传统，还是希腊传统，果园在这两种语境里均承载着人类的起源记忆。这个苦涩的记忆，旧约称为“神把人赶出乐园”，希腊人叫作“人与神的无尽距离”。按薇依的话来说，这个记忆，正是“永恒而超自然的真实的最佳形象”。

这样，在《门》中，果园有两个名称，既是珀耳塞福涅的树林，也是伊甸园。

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是困境。在柏拉图处，困境是漆黑的洞穴以内。在旧约中，困境则是原初的果园以外。我们生活在“长出荆棘和蒺藜”的大地，燃烧的长路。我们全是异邦人。没有例外。

尘烟。盲眼。时光的重负。徒然的焦灼。在薇依简单而动人的笔触中，我们几乎要把这扇不可撼动的门当成一堵加缪所说的“荒诞而冷漠的墙”。但薇依拒绝佯谬，坚持同样如加缪所说的“清醒”姿态：“再微小的贪恋也会妨碍灵魂的转变。”“从某种意义而言，加缪宣扬的“地中海精神”与薇依思想极为亲近。

《门》中的最后几行诗连续使用擦辅音[s]（laissa passer tant de silence； seul I'espace' immense），模拟苦难中的人类发出“嘶嘶”的呻吟。即便在门开的瞬间，惊鸿一瞥的异邦人没少受苦，看见果园的真相并不意味着痛苦就此消逝。恰恰相反。

在人间，我们自觉是异邦人，被拔了根，永在流放。犹如奥德修斯，他在熟睡时被水手带走，醒来身在异乡，肝肠寸断地思念伊塔卡。雅典娜在这时擦亮他的双眼，他发觉自己其实就在伊塔卡。

醒来的奥德修斯没有认出故乡，以为命运又带他去到新的异乡，他国顿而绝望，身体灵魂俱伤。奥德修斯的苦难有以“穷途末路”形容，这是异邦人的苦难。在无路可走之时，雅典娜毫无预兆地现身，神恩降临，“清洗在尘烟中近盲的双眼”，他才认出故乡。注意两点：凭借自身的有死者的力量，奥德修斯不可能返乡；雅典娜女神临在与奥德修斯的意愿无关。

困顿的奥德修斯让人想起波德莱尔《恶之花》里的那只天鹅，在干涸的尘土中拍打洁白的羽翅，再也认不出他乡是故乡。“无独有偶，赴死前的苏格拉底也曾自比天鹅，“他一生眷念雅典城，被判死刑也不肯逃亡外邦，偏偏却有人说他“像个让人引导的异邦人，不像本地人”。

苏格拉底身上的这种他乡与异乡的纠结，在柏拉图的洞穴神话中得到了解释。作为少数走出洞穴、看见真实的人，哲人必须再回洞穴，与其他人同住黑暗中，识辨真相维持洞穴（或城邦）的正义和清醒（《理想国》，卷七，518c—521d）。从某种程度而言，回到城邦的路犹如人生困境的极致，与赴死无异：身在故乡，形同异邦人，同胞的愤恨，苦难的败坏。饮下鸩酒的苏格拉底走了这条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也走了这条路。他心知苦路在前，绝望无边，忧惧难耐；他已到“穷途末路”，却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是谁？在第一部分的门外世界里，“我们”显然是困境中的人类，所有平凡的受苦人。然而，门自行启开（第二部分），神恩降临，“我们”也必须彻底消失，“完全死亡”。因为，“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一无所有，“我们”能奉献给神的，只有一无所有。这是异邦人的赴死姿态的本质，薇依称之为“我们的毁灭”。

在门内的世界里，倘若一味执着于“我们”的存在，那么，“我们”势必要变身为如柏拉图所说的“社会的巨兽”，或启示录中“遍体有亵渎名号”的兽。“人们很可以声称自己顺服神，实际却在顺服巨兽。”在薇依看来，受洗的教会和其他形式的“我们”一样，无可避免这个弊端。在《超自然认知绪言》中，薇依以寓言形式讲述一次神秘的灵魂之旅。文中的“他”（神，或超自然真实）毫无预兆地现身，“我”顺从地跟随“他”，进入一座教堂，又爬上一个阁楼。“他”给“我”面包和葡萄酒，和“我”像老友般交谈，并躺在阁楼地板上，沐浴日月星辰的光照。有一天，“他”又毫无预兆地把“我”赶走，“我”忧惧而悲痛，但放弃找回那个阁楼的希望：

我的位置不在那个阁楼上。我的位置在任何地方，一间黑牢房，一间摆满小古玩和红色长毛玩意的中产阶级沙龙，一间车站候车室。任何地方，却不在那个阁楼上。

离开阁楼，如同走出果园，回到洞穴。文中的“我”像耶稣、苏格拉底和奥德修斯一样，走到了他乡与故乡的困境尽头。“我”放弃成为阁楼上的“我们”，同时让自我彻底消失，化身为阁楼以外的所有人：黑牢房的囚徒、沙龙里的中产阶级、车站的旅人、工人、奴隶、妓女，等等。在教堂的祭台前，“我”宣称：“我未受洗”（en'ai pas ete baptise）。这样一种“永远停留在教会的门槛上一动不动””的姿态，永远坚持边缘的立场，以流放为永恒的故乡，正是薇依本人一生的坚持。

不应成为“我”，更不应成为“我们”。

城邦让人感觉身在故乡。

必须在流放中自觉身在故乡。

扎根于虚空之中。

这四行文字再好不过地定义了薇依的精神姿态，流放在他乡与故乡之间，扎根于虚空的边缘之地。从某种程度而言，在二十世纪的思想殿堂里，薇依的“不合时宜性”恰恰归因于这样一种对传统的天真的坚持，天真到了放诞，到了冒犯权威的地步。作为基督徒，她不曾受洗；作为柏拉图信徒，她不离基督精神的光照。她以独特的方式执着于人类最根本的问题，穿行在一座座“人类困境和神性完美之间的桥梁”。尽管一路发出“嘶嘶”的痛苦呻吟，但没有什么能妨碍她品尝到“葡萄酒和面包”的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