πνεῦμα

※以下摘自 wx公众号 知道人文 伊利亚特 课程 第十三卷

哲学与诗的宿怨

城邦对于苏格拉底“引进新神”的指控，其实就是以神话传统所塑造的Polis（城邦）要对哲学所号称的Philosohpia（爱智慧）发出指控。沉思的生活可以，但如果哲人想干政，不可以。而哲人出于公共善的考虑，仍然有回到洞穴的动机和需要。这个时候就爆发了政治与哲学的冲突：政治生活推崇的是对荣誉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它追求多数人的承认；而哲学却是抱着启蒙和教育的目的，最终只是拣选有天赋和欲望的少数人去直观真理。谢林就说，柏拉图的哲学不是来自神话，而是来自神秘学（Mysterien），或者说密教。在俄耳甫斯密教的实践里，灵魂必须摆脱肉体，净化肉身，以摆脱感官世界的有限性。而这个进一步又和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联系起来了。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话就好比希腊的肉身，而哲学就好比希腊的灵魂，灵魂总是试图摆脱肉身，达到绝对的纯粹和至善——但是，真的能够实现这绝然的二分吗？

当然不能，否则柏拉图就断无必要在《理想国》第十卷重提命运神话。修辞术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重返洞穴的手段，而为了建立/维护共同体的秩序，统治者对民众传播“高贵的谎言”仍然必需。而这个意义下，哲学与诗好比是《会饮》中所说的：“一分为二，然后又自己与自己合在一起，犹如弓弦与竖琴的和谐音”。哲学既然无法摆脱诗，就必须对诗进行净化。

列维纳斯

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里批评：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怀乡病”（nostalgia），是奥德修斯式的返乡渴望。对于西方传统来说，希腊是无法返回的过去，是正在建构的当下，也是不断追逐的未来。但希伯来不同，希伯来根本是一种游牧文明，它是一个外来的他者，有很强的解构力量，所以基督教一定要在克服地方性、游牧性的犹太文明之后，才能以一种普世的姿态返回希腊的理性精神。而后来德里达之所以要把列维纳斯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后者的出现重提希腊与犹太之争，某种程度上，奥德修斯与亚伯拉罕的冲突不可调和。

列维纳斯认为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都是一种总体性哲学，在这种总体性（totalité）当中他者的维度是完全被消弭掉的，所以他要重新喊出“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口号，把他人（Autrui）视作绝对的、大写的他者（L’Autre absolu）。拿奥德修斯和亚伯拉罕的比喻来说要更明白，奥德修斯历经艰辛就是为了回家，他的目的如此明确；而亚伯拉罕所面对的却是难以捉摸、游离不定、绝对超乎他之上的大写他者——摩利亚山头的这团野火与柏拉图的太阳具有本质的区别。

特洛伊人与阿开奥斯人

特洛伊人准备战争时吵吵嚷嚷，非常喧闹；而阿开奥斯人就像波浪的持续波动一样沉默前行。特洛伊人的“心高志大”所展现的是激情与血气，而阿开奥斯人的“胫甲精美”则体现纪律与沉默。

荷马将阿开奥斯人的军队比作春天的绿叶、红花、苍蝇、大海的波涛，他们只是静静地集队、作战，我们只能听到他们武器的响声和脚步的践踏声。

作为集体的阿开奥斯人几乎具有宙斯的力量。莱辛在《拉奥孔》里更明确地指出，荷马是有意要塑造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区分：

“凡是对于野蛮人来说是出于粗野本性的或顽强习惯的，对于他（希腊人）来说，却是根据原则的。在他身上，英勇气概就像隐藏在燧石里面的火花，只要还没有受到外力抨击时，它就静静地安眠着，燧石仍然保持着它原来的光亮和寒冷。在野蛮人身上，这种英勇气概就是一团熊熊烈火，把每一种其他善良品质都烧光或至少烧焦。”

“荷马写特洛伊人在战场上总是狂呼狂叫，希腊人上战场却是鸦封雀静的。评论家们说得很对，诗人的用意是要把特洛伊人写成野蛮人，把希腊人写成文明人。”